十几年后，即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苏轼又到杭州当知州（市长），发现州衙仍未整修，更加破烂。他在打给朝廷的报告上说：“到任之日，见使宅楼庑，欹仄罅缝，但用小木横斜撑住，每过其下，栗然寒心，未尝敢安步徐行。”堂堂州政府办公大楼，破落到这个地步，确实有点匪夷所思。苏轼问他的同僚，这房子如何住人？同僚“皆云每遇大风雨，不敢安寝正堂之上”。
这一年六月，杭州州衙有一处房屋倒塌，压伤了衙门内两名书吏；八月，州衙的鼓角楼也倒了，“压死鼓角匠一家四口，内有孕妇一人”，自此之后，“不惟官吏家属，日负忧恐，至于吏卒往来，无不狼顾”。这衙门再不修缮，实在是不能够办公、居住了。所以元祐四年九月，苏轼不得不上奏朝廷，请求拨款修缮衙门——准确地说，是请求朝廷拨给杭州二百道度牒——在宋代，僧尼出家需要获官方颁发的度牒认证，而度牒是要收费的，官方常常通过出售度牒来弥补财政之不足。苏轼调查、计算了一下，杭州官衙至少有二十七处“皆系大段隳坏，须至修完，共计使钱四万余贯”，而要筹集四万贯钱，需要出售二百道度牒。
苏轼在给朝廷的报告上说：“臣非不知破用钱数浩大，朝廷未必信从，深欲减节以就约省”，然而，州衙“弊漏之极，不即修完，三五年间，必遂大坏”，到时再大修，就不是四万余贯钱所能解决的了。所以，苏轼“伏望圣慈（垂帘听政的高太后），特出宸断，尽赐允从。如蒙朝廷体访得不合如此修完，臣伏欺罔之罪”。但朝廷没有同意拨款，可能是因为这次修衙的预算数目太浩大了，四万贯钱，折成人民币，少说也有一两千万元。
次年，杭州发生水灾，又次生饥荒。苏轼再次向朝廷申请划拨二百道度牒。按照苏轼的打算，这二百道度牒卖成钱，可以购得二万五千石大米，再减价粜米，可得钱一万五千贯，用这笔钱来修缮衙门，虽然无法彻底翻修，不过“修完紧要处，亦粗可足用”。这样，朝廷只要拨给杭州度牒，既可赈灾，也可修衙，一举两得，一物两利。苏轼还特别说明了救饥的重要性：“设使不因修完廨宇，朝廷以饥民之故，特出圣恩，乞与二百道度牒，犹不为过。而况救饥、修屋两用而并济乎？”
这一回，宋廷才同意分配度牒给杭州，不过不是二百道，而是只有三十道。出售三十道度牒所募集的资金，肯定是不足以修整官衙的，我猜测杭州官衙最后应该是草草修缮了事。不过，苏轼在元祐五年主持修建的一处公共工程，则在青史上流芳千古，那就是杭州的“苏堤”。
现在的问题是，苏轼可不可以自作主张、挪用公款、大兴土木，将官衙修得漂漂亮亮呢？不行。因为宋朝不允许地方官擅自修建官衙。宋代之前，地方官还有自主修衙的权力，如唐代的李听当邠宁节度使时，发现“邠州衙厅，相传不利葺修，以至隳坏”，李听不管三七二十一，“命葺之，卒无变异”。但到了宋朝，地方官要修建衙门，就必须经中央政府审核、批准了。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朝廷已诏令地方“无得擅修廨舍”。苏轼自己也明白：“近年监司急于财用，尤讳修造，自十千（即十贯钱）以上，不许擅支。”
如果地方官私自修建官衙，则将受到弹劾、处分。恰好宋朝的台谏监察系统具有独立而强大的力量，官员对待修衙之事，就不能不比较审慎了。来看两个例子——还是在杭州，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知州薛映被人告发“部内女口，鬻铅器多取其直，广市绫罗不输税，占留州胥，在司擅增修廨宇”，意思是说，薛映的亲属经商牟取暴利，又逃税漏税，还占用公职人员，而薛映本人又擅自修建官衙。朝廷马上派遣御史调查，一查，果然如此，经大理寺议罪，薛知州被贬为“连州文学”，一个小地方的闲职。宋仁宗嘉祐三年（1058年），汝州知州李寿朋在春荒时节“令郡人献材木，修廨宇亭榭，重为劳扰”，也被御史弹劾，受到降职处分。
因为朝廷对地方官府修衙之事控制很严，慢慢便形成了“官不修衙”的惯例，这一惯例延续至后来的明清时期。如明朝万历年间，顺天府宛平县有个叫沈榜的知县，写了一部《宛署杂记》，据这部笔记的描述，宛平县虽然是京畿首县，但县廨却非常简陋：“廨仅一所，与民间比屋，曲直不齐，各佐领衙与市民联墙，声音可通。吏大半无廨地，僦借民居。顾不知创自何时，何所迁就，而因陋就简，粗备如此也。”宛平县自永乐帝迁都北京、成为京畿首县，迄至万历年间，已接近两百年，这么长的时间，居然一直未能将县廨修建得像样一点。因为县廨实在太粗陋了，跟“天下第一县”的身份极不相称，沈榜只好在万历十八年重修了衙门的仪门，但想扩建，县财政却拿不出一两银子来。清代中叶，成都的官署也是年久失修，“文官衙署向皆欹侧欲倾，破烂不堪”，“两县以下之各官署，或荒凉如僧庐，或朽蚀如陋室，虽列省会地面，而萧条僻陋之气，怆然满目”。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便是地方政府“无款培修”，而且地方官也缺乏修缮的动力，“因官任久暂无定”，谁也不乐意自己辛辛苦苦种树，让后来者白白乘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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