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至此已经渗入了政治斗争的因素，这样审下去，只会越扯越乱。所以元丰二年八月，神宗下诏，又将陈世儒案从大理寺移交到御史台。从开封府军巡院，到大理寺，再到御史台，这个情节离奇、背景复杂的谋杀案，前前后后审了好几回，其间李氏数度翻异，依宋朝司法制度，犯人一翻异就须“移推别勘”，即换一批法官重审，以免造成冤案。
到了九月份，御史台终于宣布结案：认定陈世儒夫妇合谋杀害陈母的事实，因陈世儒不愿意待在太湖县当知县，便默许妻子教唆婢女毒杀母亲，以借丁忧的机会回到京城——真令人难以置信，世间竟然有这样的儿子？宋神宗倒是感念陈世儒之父陈执中，想要留世儒一命，说：“（陈执中）止一子，留以存祭祀何如？”但御史中丞蔡确不答应，反问道：陈世儒大逆不道之罪，“可赦邪？”最后，陈家夫妇以及参与谋杀案的婢女，共十九人均被判死刑；开封府原勘官因故纵人罪，皆受处罚；大理寺的法官借故扩大打击面，也被罚铜，次年贾种民又被降职；吕希亚、晏靖也因交涉司法而贬官。
现在也有人认为，陈世儒其实对众婢毒杀陈母一事并不知情，他是冤枉的，是神宗朝新旧党党争的牺牲品。不过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后来旧党执政了，陈世儒的后人也重新在政坛上崛起，如果陈世儒确有冤情，平反并不难，但陈案一直都没有人提出平反。
当然在这个案子的审理过程中，确实可以看到党争的阴影，而且宋代的司法系统，也做不到完全独立于政治之外，免不了要受党争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那个时候，显赫门第之内发生了这么一桩谋杀案，疑凶的政治势力再大，毕竟还不可能将案子压下来，还是要走上司法审判的程序。即使出现了“陈氏姻党干求府政”的情况，也立即就遭到另一派的抵制与抗议。
从制度的角度来看，这是因为宋代的政治保持着明显的竞争性与制衡性，不仅表现为派系性的党争，还体现在“执政—台谏”的二权分立结构上。当时盯着陈世儒案审理经过、防止吕家人介入与司法官徇私的，正是台谏官与新党中人。被拖入陈世儒案的吕公著珍惜名节、操守，始终不敢滥用权力干涉司法，这样一种由儒家理想熏陶出来的传统士大夫品质，无疑值得称道——而话说回来，在富有竞争性与权力制衡的政治场中，假如吕公著插手了他不该插手的司法，则马上就会被政治对手或者台谏官抓住把柄，最终身败名裂的还是他自己。
第三辑
中国古代无时尚？
平民可访烟花巷，官员不可挟妓行
旧时娼妓业是合法的，秦楼楚馆公开营业。有人统计过，记录北宋京师市井生活的《东京梦华录》，至少提到了19处娼楼妓馆。走在宋朝的城市中，妓女是随处可见的，东京的大酒家，“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槏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临安的酒楼，也有妓女揽客，她们生得“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茶坊也有妓女，“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元宵佳节，诸酒店的妓女更是“群坐喧哗，勾引风流子弟买笑追欢”。
一般来说，这些妓女都是“卖艺不卖身”，只陪酒不陪睡的，跟今人理解的“娼妓”并不一样。宋代京师“妓中最胜者”，都“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是很知性的女性；次一点的妓女，也是“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是才艺型的女性。品质最差的妓女才出卖色相，这些妓女一般在“庵酒店”。“庵酒店”有个醒目的标志：门口挂红栀子灯，不论晴雨，都用竹笠盖着。暗示里面“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嗯，是不是有点像今日西方城市的“红灯区”？
那时候嫖娼是比较没品位的做法，风流子弟一般更愿意追求那些高层次的妓女。宋代高档妓女的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布置得很是清雅，吸引了大批京城士子及膏粱子弟经常带着仆人、良马前来拜访，邀请妓女游宴。有些“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在瓦舍勾栏中看到表演的妓女“有妖艳入眼者”，待演出结束后又“访其家而宴集”，给她们做红烧肉，大献殷勤。霸王硬上弓那是不行的。
在这些追求妓女的风流子弟中，有赴京赶考的士子，有未授官的新进士，有“膏粱子弟”、“五陵年少”，就是没有在职的官员。为什么？因为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
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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