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五马浮渡江”，说明至少有五位司马氏成员南渡长江。为什么说至少？其实，史书中记载渡江的司马氏成员远不止这五位，在东晋开国前后，还有部分幸存的司马氏成员逃到江东，后来，他们大多承袭了祖辈的爵位。
这年夏秋之际，固守豫州的荀氏行台彻底撑不下去了，荀组、荀崧等人带领整个家族渡过长江投奔东晋。荀组后来官拜司徒，荀崧官拜尚书仆射，荀闿（荀藩的儿子，荀组的侄子）与诸葛恢（“淮南三叛”中诸葛诞的孙子）、蔡谟一起合称为“中兴三明”。自汉末至魏晋，荀氏家族中走出的重臣、名臣不计其数，有“六世九公”（六代人中出过九位上公）之称。此后，这一显赫家族在长江以南继续延续着繁荣。
南朝时，荀伯子（荀彧七世孙）说过一句话：“天下最高贵的家族，没有哪个能超过琅邪王氏和颍川荀氏的。”这话虽是自诩，但琅邪王氏和颍川荀氏的确堪称中国历史上长期占据顶峰的名门望族。
再来说琅邪王氏。东晋开国时，王家的地位无人能出其右，这一切，都是因为王导和王敦的经营。司马睿称帝没多久，便让王导开府。而后，又让王敦担任江州牧、荆州牧。王敦只接受江州牧，却把荆州牧推掉了。司马睿只好改任王敦为荆州刺史。用脚后跟都能想得出来，无论是江州牧，还是荆州牧，都是王敦仗着权势要来的。王敦推掉州牧，当了刺史也无非是逢场作戏。整个江南地区，但凡出了建邺，就是王敦的天下，他连其他州刺史都敢自己任命，有没有这个荆州牧又有什么所谓呢？
前面讲王敦曾许诺让周访当荆州刺史，但事后食言，自己当了荆州刺史，指的正是这件事。按理说，周访是平衡王敦的重要军事力量，司马睿当然想让周访当荆州刺史。面对王敦的推辞，他何不顺水推舟把荆州刺史让给周访？
答案是司马睿不敢。他怕王敦，更拧不过王导。
当时，司马睿因为没有传国玉玺，被北方人讥讽为“白板天子”。按说玉玺只是个象征，如果司马睿真有实权，也不会得这么个外号，但遗憾的是，军政实权完全垄断在琅邪王氏手中。
司马睿为制约王敦，只能见缝插针。就在王敦官拜江州牧、荆州刺史的同时，司马睿给广州刺史陶侃加授了一个官职——交州都督。交州即是今天的越南，按照晋朝时的行政划分在广州以西。如此一来，陶侃有了交州的兵权，他虽然仍身处不毛之地，但也勉强能对王敦形成些掣肘了。
废土之上
中原，曾经是整个中国大陆的经济文化中心，可经过连年战乱，这里早已经是一片荒芜，大量破败的城池里，除了死尸，什么都没有剩下。但就在这片废土之上，却零零散散遍布很多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堡垒。
堡垒外围无一不是一圈密不透风的围墙，好一些堡垒用砖砌墙，差一些的用石块堆砌，或者干脆只有层层竖起的木栅栏。在围墙之外，还横七竖八地支着无数木头棍子，木棍的顶端全都削成尖刺，刺锋朝外。远远望去，这些小堡垒犹如刺猬一样趴在荒芜之地。堡垒都建造得无比简陋，与那些宏伟壮丽的城池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它们虽不美观，却能够在战争时最大限度保护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安全。
围墙的四周往往还高耸着一些塔楼，塔楼上配备了弓弩等长距离攻击武器，塔楼上无论白天黑夜总有卫兵驻守。这些卫兵的神经永远处于高度紧绷状态，他们警惕地瞭望着堡垒之外的危险世界。
堡垒建造的地点相当讲究，没有一个堡垒建立在广阔且道路畅通的平原上，基本上都是依山傍水，有些更隐藏在树林中。堡垒外的地面往往被人为弄得坑坑洼洼，壕沟纵横。
堡垒或大或小，大的可容纳几千家在里面生活，小的则仅能容纳几十家，大部分堡垒里的人并非一出生就在这里，他们有些是附近的农民，更有些是习惯了大城市生活的市民。然而，由于战火蹂躏，这些人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到堡垒中苟且偷生。
堡垒内人声鼎沸，大家基本像以往一样按部就班地生活，相比起那些庞大却沦陷的城池，这里反倒显得更有生气。略有不同的是，堡垒内的人几乎全民皆兵，操练演武声不绝于耳，而且，晋朝的很多法律在这里都不适用，几乎每个堡垒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
距离堡垒不远往往还有农田，一定程度上填饱了堡垒内人们的肚子。不过，毕竟当时天灾人祸不断，农田又在堡垒之外难以保护，仅凭农田肯定不靠谱。于是，居住在堡垒中的人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发展出第二职业——抢劫，这是比耕种更靠谱的生活来源。
这样的堡垒，在历史上有个专属名词——坞堡。
坞堡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其历史相当悠远，大约在汉朝初期就已经存在了。汉光武帝时代，朝廷因为忌惮坞堡的军事性和半独立性，曾经下令将之全部摧毁。然而，坞堡文化由来已久，根本不可能彻底根除。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蜂起，紧接着又到了群雄割据的乱世，坞堡再度承担起自己的作用，成了很多人的避风港。到了如今，坞堡文化又开始兴盛，在其庇佑下，无数濒临死亡威胁的人得以生存下来。总之，每逢战乱时代，坞堡的价值就得到最大化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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