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诏书对王导来说是个下马威。
王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决定以牙还牙，不过他跟王敦不同，他要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机会就摆在眼前。
连日来，朝廷正忙着追封那些被王敦杀害的功臣。司马承、戴渊、周、虞望、郭璞、甘卓相继被授予谥号。王敦活着时没人敢替这些人说话，王敦死后，他们总算被正了名分。但就在这场大规模追谥功臣的事件中，一件令司马绍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王澄故吏——时任著作郎的桓稚上疏：“十二年前，荆州刺史王澄被王敦谋杀，臣恳请朝廷为王澄正名，追封谥号！”王澄是王敦堂兄，因为性格张狂被王敦所杀。然而，此次被追谥者都是在战争中协助朝廷的功臣，王澄早都化成了灰，他的死与这场战争压根没关系。
再说司马绍，他追谥功臣的目的之一是借机敲打琅邪王氏，却万万没想到这里面居然能扯出王澄。如果王澄也算功臣，那么敲打琅邪王氏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司马绍不好直接拒绝，便让公卿在朝堂上讨论。
结果，大伙一致裁定应该授予王澄谥号。司马绍只好同意。他隐约察觉到，这苗头有点不对劲。
更不对劲的还在后头。
紧跟着，周札、周筵的故吏也冒头为旧主鸣冤。周氏一族都是王敦的刀下鬼，周筵（当年只身解决周氏叛乱之人）还好说，但周札的立场却相当微妙。在第一次建邺战役中，周札打开石头城向王敦投降，致使建邺屏障尽失，一年后，王敦为了挺沈充，灭了周札全族。也即是说，周札被杀，应归因于王敦派系内部倾轧。按道理讲，追封功臣怎么都轮不到他头上。
吏部尚书卞壸（kǔn）毫不客气地说道：“周筵可以追封，但周札投敌，没道理追封。”
“卞尚书言之有理！”司马绍颔首认同，但公卿仍然议论个不停。
忽然，司徒王导站了出来：“臣觉得卞尚书所言不妥。”
顷刻间，整个朝堂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目不转睛地看着王导。
王导言道：“在第一次建邺之战中，周札与臣以及朝廷有识之士都相信王敦旨在扫除佞臣（指刘隗、刁协）。现在王敦反逆败露，但不能因此就把‘清君侧’全盘否定。就算王敦一直心怀不轨，我们也都没发觉，等发觉后，周札即以身殉国。现在王敦一死，就要把周札打为叛逆同党，这实在是忠奸不分。臣认为周札的待遇应该与周、戴渊一样！”
王导这番话记载于《晋书·周札传》中，其暗含的信息量极大。
《晋书·王导传》对王导在王敦叛乱中的立场，描写得相当含蓄，但在这里，王导却亲口承认自己支持王敦“清君侧”。王导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这么说，原因有二：其一，他在第一次建邺之战中支持王敦尽人皆知，纵使想赖也赖不掉；其二，王导强调王敦“清君侧”名正言顺，他敢把黑的说成白的，是因为他知道“清君侧”符合绝大多数公卿的利益，司马绍绝对没法翻案。
可王敦的确是叛逆，这一点朝廷已经定了性，王导不能把自己撂进去，便又强调大家都没看透王敦的狼子野心。值得注意的是，王导从头到尾是帮周札说话，顺便还把满朝公卿都捎了进去，而实际上他正是为自己开脱。
王导意识到，这场针对周札的辩论直接关乎自己的地位。如果周札是叛臣，自己就是叛臣，如果周札是功臣，自己也就是功臣。
另外，王导这么玩命帮一个死人说话还有两个目的。一是要告诉司马绍自己跟江东士族的关系有多铁，让司马绍投鼠忌器；二是要告诉江东士族，就算你全族都被灭了，只要有我王导在，朝廷就不会亏待你。言外之意，王导永远是江东士族的保护伞。
司马绍猜到王导的意图。他盯着尚书令郗鉴，示意郗鉴帮腔。
一边是司马绍，一边是王导，郗鉴相当尴尬。之前，他已成功迈出讨好琅邪王氏的第一步（帮王敦收尸），可眼下这局面逼得他必须表明立场。郗鉴左思右想，又考虑到卞壸是自己尚书台的同僚，最终，他决定站在司马绍一边。
郗鉴驳斥：“戴渊、周以死守节，周札开城投降，二者不能相提并论。如果真如司徒大人所言，往年有识之士都赞同王敦‘清君侧’，那司马承、戴渊、周算什么？既然今天褒奖了司马承、戴渊、周，就代表周札该受谴责。”
王导被郗鉴这番话驳得理屈词穷，竟试图否认周札开城投降一事：“周札开城投降只是传闻，谁能证明确有其事？”还没等郗鉴反应过来，他马上又搬出了一套奇怪的逻辑，“拿传闻定褒贬，不如让我们来探究周札的本心。当时，论者认为刘隗、刁协祸乱朝纲，相信王敦是来铲除奸佞的，由此推断，就算周札开城投降也是出于公心。再说，因痛恨刘隗、刁协选择支持王敦者又绝非周札一人。周札与司马承、戴渊、周各以死殉国，虽然他们的想法略有出入，但都不愧为社稷忠臣。”
谁都听得出来，王导已经开始胡搅蛮缠了，而他所言的“论者”更是个莫须有的称谓。郗鉴越听越气：“司徒大人一直强调王敦先前攻打建邺是正义的，那是不是要说先帝是昏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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