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没有必要列举很多事例说明这一普遍性矛盾所带来的后果。如果历史中记载的主要是人类的愚蠢行为，那么两种逻辑的差异是造成人类的愚蠢行为的主要原因。很多内政上功绩显赫的政治领导人涉足外交事务时，很多征战英雄和外交能手染指内政时都认识到这一点。在若干特定事件中，数世纪重复同一错误的悲剧终于使人们开始怀疑在冲突领域中运用线性逻辑进行筹划是否正确。假如现在确定了必须具备X个陆军师和Y枚导弹才能保证国家安全，大概不会有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两倍于此的陆军师和导弹会更好一些(除了在成本方面)，至少人们可能担心组建新的陆军师和制造更多的战列舰会刺激敌方采取竞争的、乃至先发制人的手段，因此，多一些陆军师和战列舰反倒不如少一些好。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所得到的这种启示是借助于一种过于简单的——实际上是机械式的——概念：军备竞赛是自我推动的，直接互相作用，竞赛的每一发展步骤都是盲目的；进行“军备竞赛”就象“两只踏车上的猿猴”，于是，政治野心的冲突是各类武器方面和其它很多方面进行竞争的真正原因这一重要之点被置之不顾了，正如对所有重要发明创造的作用被置之不顾一样。在踏车上也罢，不在踏车上也罢，被追赶的猿猴只能拼命往前赶，而真正的原因是只要有政治对抗，就找不到摆脱困境的台阶。
历史的惯例是不加思索地把线性逻辑越界套用到其它一切领域中，然而，每个旅行者在历史上兵家必争之地所看到的现象却是一种明显的例外。例如，如今在地中海沿岸风景如画的山坡上，无数村落星罗棋布，乘车和拖拉机就可以很方便地到达那里。可是在过去数百年间，把村庄建在山坡上，远离山谷中的民田和公路真是太不方便了。现在在山谷中仍有以往不同时期村落的遗址，这说明那些体验了惨痛经历的幸存者们终于明白了在发生冲突时，好地方就是坏地方，而坏地方倒是好地方。在国泰民安的古罗马时期，人们根据常识选择方便的山谷地带安家建业；到了近代，一旦爆发战争，高地必争，人们为了方便起见，再次选择山谷地带安家。可是从古罗马时期后至近代前的战乱频繁的数百年间，住在山坡上的村民们始终禁不住受到去山谷安家落户的念头的诱惑，他们在山谷安家可以省却劳作一天后爬山归家的辛劳，有时他们会屈从这种诱惑，从而在山谷中留下了村落的遗迹。
那些惶恐不安地陷入冲突中的国家也是如此。它们之间因为没有相互的共同利益而产生分歧，而在通常情况下，这些国家又都一致认为和平是美好的，战争是邪恶的，军备开支令人厌恶，裁军才是当务之急。然而，它们却无法按这些常识之见行事，这是因为一方面它们担心单方面谋求和平和进行裁军会极大地刺激敌国，摧毁自身的防务(事实也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反常逻辑的巨大作用也不允许它们这样做。
但是，如果上述可以算作是幸存者的法则，却不能算是普遍的法则。人们经常试图广泛套用线性逻辑，以便寻找合乎常理的协调解决方案。他们认为，这种解决方案的优点对提案人来说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我们希望和平，为什么不干脆和平相处呢？如果我们都认为武器又花钱又危险，为什么不解除大家的武装呢？如果在根本利益上有争执，为什么不用解决国内争端的日常方法，通过法律、仲裁、协商等程序加以解决呢？人们执着地提出种种协调解决方案丝毫也不足为奇，因为谋求和平和裁军必然合乎逻辑地走向它们的反面，而这从线性逻辑的角度看实在是荒诞不经的。
与其说判断上的失误导致人们迁居到山谷中，倒不如说这是人们急欲摆脱反常逻辑而做出的努力。反常逻辑规定：面对危险不能无所作为，而要有所作为，就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还可能弄巧成拙，自取失败。现代外交史中企图运用常识解决争端、用表示善意消除敌意的例子比比皆是。诚然，敌意的表现只不过是某种实质性目的冲突的一种现象，而这些例子却给人以假象，好象并非如此。其实，只有消除了产生冲突的根源，合作的外交手段和亲善的姿态才能产生结果。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法国和德国在1945年后开展的外交活动，才成功地开创了两国在多个领域中的合作。两国之间当时举行了多次首脑会谈和有众多人数参加的国事访问，以及青年交流活动，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消除两者之间的夙怨。然而，只是由于新的，更广泛的东西方冲突压制了昔日的冲突，法德之间的外交活动和双方的亲善姿态才获得成功。在此条件下，法德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可以套用另一个领域的逻辑进行处理，即好的就是好的，坏的就是坏的，共同的利益也可以是相互的。回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也曾采取同样的做法，如连续不断开展正式的外交活动，召开首脑会议(其中有著名的慕尼黑会议)，举行军备控制谈判和做出种种亲善的姿态(包括举行一战的老兵友好联欢会)。但是，这种种故作姿态的行动只能带来冲突将至的不祥预感。
这一著名的失策以及英德关系的恶化使历史悠久、体面可敬的绥靖政策 [ 注：绥靖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术语，而慕尼黑的失误使它蒙上了贬意色彩，我们应该恢复其本来面目。绥靖指用合作外交的手段、判明并消除冲突根源；然而当谈判对手的本性便是冲突的主要根源时，这是不可能实现的。 ] 声名狼藉，并由此而产生了与通常的作法(即在冲突领域中套用线性逻辑)背道而驰的最有影响力的事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召开的首脑会谈、摆出的亲善姿态和进行的外交往来都被指责为丝毫无助于阻止战争的爆发，因为这一切都具有所谓强烈的麻痹作用，不利于战争准备。在“慕尼黑教训”的阴影下，当西方与苏联的利益冲突十分尖锐时，西方的外交活动有些过份地小心谨慎。可以说，当时，至少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我们没有充分利用很多可以使双方和解的机会。有人说过：历史提供给人们的唯一教益便是历史毫无用处，此话颇有见地。苏联历届领导人当然没有哪一位象希特勒那样执意发动战争，他们实现自己的野心当然也不象希特勒那样迫不及待。 [ 注：一个帝国政局如何，主要看它的统治地位是否坚固持久。作为对苏联的行为方式之管见，请参阅爱德华·勒特韦克：《苏联的大战略》(1983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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