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外交可以在任何冲突环境中达成多种目的，在战争进程中，外交尤其有效，(尽管)未必能使战争结束。在朝鲜和越南战争中交战与直接谈判并存的情况恢复了以往的传统；而两次大战中交战国之间不直接开展外交的现象才有悖于常理。现在回想起来，人们普遍认为至少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摒弃外交手段的作法，是领导层对民众感情做出的让步(民众感情又是由领导层操纵的宣传活动煽动起来的)，也是所谓“民主”战争的特有残暴性的证明。
军备控制问题
即便在重大问题上的利益冲突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也可以就明确具体的小问题开展切实的、线性逻辑的合作外交。这种外交活动把持续不断的敌意从各方认为不合适的途径中引开，从而使一方，乃至各方得到好处(很可能是宣传方面的好处)。解决领土争端时，双方承认某些国家为缓冲国，并保证不对缓冲国采取任何扩张行动，便是合作外交的最好体现，尽管双方在其它地区仍在寻求扩张。美苏之间的冲突主要不是领土争端，而是一种没有战争的战争，因此，1955年规定奥地利为缓冲国的国家条约不能算美苏之间合作外交的典型；而1962年签署的禁止在大气层中进行核试验的条约倒称得上是合作外交的典范。核竞赛既是美苏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也是战争的最重要的替代形式。双方热衷于核竞赛的劲头并没有因签署条约有所减弱，但一致同意双方的竞赛活动不是在大气层内进行核爆试验，这不但对美苏双方，而且对其它国家都有好处。
然而，成功带来的误解是把冲突能量的转移错误地当作冲突的部分解决，从而错误地认为只要一部分、一部分地继续达成协议，就可以最终解决冲突。因此，人们经常错把军备控制谈判说成解决冲突的一种方式，其实，这类谈判只能影响冲突的表面征候，即冲突导致的军事竞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谈判本身具有安定人心的作用。
因为军备控制本身只能改变竞争方向，却不能压抑竞争动因，所以，军备限制协议的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被有效地限制的具体武器系统和新发展的武器系统(由于限制了旧的武器系统，可以将资源转而投入新武器系统的研制)的特点。前者是已知的，后者是未知的。谋求军备控制对双方来说都是一场赌博，在赌博中，善于创新的一方(美苏双方中往往是美国)总处于有利地位。限制了旧武器系统的数量，会加速新武器系统的发展，使整个冲突关系中出现周期性的紧张局面。一旦研制出具有出人意料效用的新武器系统，便会打破双方既定的力量相互作用的模式，使双方关系紧张。因此，在评估军备控制谈判的安定作用时，也要考虑所谓“创新冲击”带来的影响。
谋求军备控制的过程本身要受反常逻辑的制约，如果确实通过谈判达成某种限制军备竞赛有效的协议的话(装点门面的协议在战略意义上讲不是实质现象，因而可以逃脱反常逻辑的制约)。人们执着追求的军备控制与战略领域中任何其它活动一样，都将在达到某个顶点(即达成一定数量的限制协议)之后，自取失败。
“核查”(即确保限制协议履行的程序和手段)的机制，恰恰是军备控制自取灭亡的手段，而不是其原因。核查是军备控制的必要条件，核查又依赖卫星观测、雷达跟踪、信号情报等手段才能进行。无法核查的武器就得不到限制，而事实上并非所有武器都非常稳定和明显，使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探测和可靠的计算。而且并非所有的武器系统的性能都那么显而易见，使人们可以对其进行评估。如果所有现存武器系统的数量和性能都可以核查，共同达成的条约又能成功地限制这些现存武器系统，人们就会把研制精力和生产资源转向获得那些尚未控制的新武器系统，其中一部分新武器系统的数量很稳定可以计算，对其性能也可以遥测，但另一部分则不行。如果可以核查的那部分新武器系统又遭到禁止，人们便会进而研制更新的武器系统，其中一部分可以核查，一部分则无法核查。这样不断发展下去的最终结果，是所有可以核查的武器都被有效地禁止了，一切研制生产资源都会转投到那些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核查，因而没有遭到禁止的武器系统中去。到那时，军备竞赛还会持续，而军备控制却可能结束了，它是被自己的成功断送掉的，就象完善的反坦克武器使坦克从战场上销声匿迹一样，也就象孤军深入的军队自取灭亡一样。
但是，我们不能因军备控制充其量只能对特定的武器系统进行某些限制便谴责谋求军备控制的努力，因为军备控制本来的目的就在于此。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军备控制视为消除敌意的灵丹妙药和裁军的前奏，我们当然不能因此而对军备控制本身横加责备。致力于本国繁荣昌盛的民主政府在国内政治中犯这种错误是再自然不过了，因为它们的日常政务工作就是调解各方利益的冲突。
线性思维制定的国内目标和国际政治冲突方面的目标不相一致的情况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国内依靠战争手段统治国家的政府在国际事务中遵循线性逻辑行事的情况较少，其原因并不在于这类国家的领导人对反常逻辑有更深刻的理解 [ 注：他们未必通晓此理，虽然马克思的学说中包含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倾向与战略观点是一致的。在辩证法和本书中阐述的反常逻辑之间有着显而易见的相似之处。 ] ，他们甚至可能是对此道一窍不通的大老粗。但是，他们进行国内控制时习惯用诡秘、欺诈、恫吓和武力等手段，并可以从成功与失败的模式中窥见战略逻辑的概貌，从而受到战略学的教育。国内实行民主政治的政府容易在对外政策中套用线性逻辑；而在国内政治中实行强迫控制的领导人则容易在对外事务中运用冲突的逻辑。事实上，所谓的侵略天性并不存在，国家的政体与乐于发动战争的倾向毫不相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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