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常逻辑取代线性逻辑，便导致了通常的后果。在静态中，多可以是少，少亦可以是多。比如，破坏性较小的威胁可以激发出较多的劝导作用，因为灾难性越小的行为越有可能付诸实施。而在动态中，我们又会遇到对立因素交汇甚至完全走向其反面的情况，用劝止措施达成某种目的的努力越有效，越有可能被对手的计谋所挫败，甚至刺激走投无路的对手直接向自己发动进攻。二次大战刚结束时，若不是西方国家那样成功地劝止了苏联对东欧国家露骨地使用武力，苏联也不会从事如此大量的颠覆活动。今天，若不是在欧洲的北大西洋联盟如此有效地劝止了苏联，它也不会在第三世界从事这么多的冒险活动了。
我们已经看到在全球范围内核劝止是如何受到挫败的。挫败它的方式包括各种各样的间接的，可以轻易抵赖掉的侵略方式，其中有准政治和准军事型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核武器的存在使美苏双方都得到劝止，避免了它们之间爆发直接的战争，但双方却通过其盟国、附庸国和过渡代理人之间进行的战争，发泄着对对方的敌意。因此，与大国列强之间的前所未有的和平同时出现的，是小国之间空前频繁的战争。 [ 注：在这里想对小国战争(如1912年的巴尔干战争和1932-1938年的查科战争)的重心做一个评价。 ] 小国之间的战争不再是使用第二手武器的起哄打闹，而变成了代理人之间的激烈争战(1967年阿以战争后的各次战争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最先进的武器便是一例)，或旷日持久的消耗冲突(如柬埔寨和两伊战争)。就这样，核劝止的胜利反常地表现为似乎是无法劝止的非核暴力冲突的发生。
作为反常逻辑补救手段的第二次打击
1940年5月后，美国舰队泊于珍珠港，日本帝国对其进行的袭击标志着劝导的成功与失败的交汇点。假若不是美国舰队在那个前沿基地如此有效地劝止了日本对英属马来亚和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侵略的话，它自己也就不可能遭到袭击了。 [ 注：事实上，美国人没有料想到日本会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原因之一是他们对太平洋舰队的力量做了悲观的估计。一位经历了这次袭击的人说：“我认为日本人在珍珠港向美国发动进攻是愚不可及的事。无论他们是否击沉珍珠港的战列舰，我们都不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们控制他们想控制的海域。”文森特·墨菲海军上校在国会的证词，《珍珠港事件国会听证会文件汇编》第26节，第207页，转引自罗纳德·斯佩克特所著《鹰击红日》(1985年)，第3页。 ] 人们应该从对珍珠港的袭击中汲取教训：不要在没有打算进行战争，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剥夺敌人除战争以外的其它选择(1941年4月美对日实行贸易禁运，几乎切断了日本所有的石油供给)；美国不应该在反对德国和日本对别国的征服时拒绝参战，致使欧洲大陆和中国的大部分领土沦于敌手，而最终还是由东条内阁为美国做出了参战决定。即便人们没有汲取上述两点教训，袭击珍珠港事件还是给人们留下了深刻持久的印象，这点是可以理解的。
人们从珍珠港的经验中还是学到了一些东西，即如果某种武装力量具有足够的威胁性，可以劝止敌方对其它目标进行攻击，它同时也会刺激对方对自己进行攻击，除非未来的侵略者认为这种武装力量在遭受打击后仍能保持在足够劝止自己的水平上。这样就产生了“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美国制定如何建设和部署核武器的军事政策方面一直起着主要作用。 [ 注：与此相对的是“第一次打击”。第一次打击是旨在剥夺敌方核攻击能力的先发制人的打击的缩语。“第一次打击”不同于“首先使用”核武器。首先使用核武器不是针对敌方的核力量，而是为了制止敌方对欧洲进行的非核侵略，不使用核武器就无法抵抗这种侵略。由沃尔斯泰特、霍夫曼、卢茨和罗恩所写的著名的兰德公司的研究结果，《战略空军基地的选择和使用》；(1954年)中，最先阐明了上述几个术语的区别。艾伯特·沃尔斯泰特在1959年出版的《外交事务》一书中的题为“微妙的平衡”恐怖一文中，最先宣传了上述术语之间的区别。他的妻子罗伯特·沃尔斯泰特对珍珠港事件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研究，于1962年出版了《珍珠港》一书。 ] “第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心思想是：遭受攻击后而不是这之前的军事力量才具有威胁性，否则，军事力量只能招惹敌人的进攻，起不到任何劝导作用。这一认识的实际后果是大量生产核武器及其指挥设施，并对其严加防护，以保证在遭受全面核攻击后，仍能有相当数量的核武器保存下来。
劝导的模式
悄无声息的，不定向的、无形的武装劝导不但发挥着日常的效用，还能取得明确的胜利与失败。这些胜败造成的后果与战争胜败造成的后果并无二致，如果一旦战争带来的破坏得到恢复，战争中的牺牲者被掩埋的话。古罗马人浴血奋战两个世纪之久，才征服了北非和整个伊比利亚；而他们只动用了很少几次兵力，主要凭借恐吓手段就统治了古希腊的领土。 [ 注：罗马人的恫吓大多数是在虔诚的面具之下进行的(恰恰是罗马的执政官弗拉米尼乌斯宣布“解放所有的希腊人”)，然而，有时他们的恫吓行径也是赤裸裸毫无掩饰的。如在公元前168年，当安条克四世率领大军前进时，罗马使节拉埃内斯·波皮利乌斯拦住了他，直截了当地命令他撒出埃及和犹地亚。波皮利乌斯当时未带任何军队，只携带着元老院的一纸决议，决议要求安条克四世要么立即撤退，要么与罗马交战。安条克请求给他考虑的时间，波皮利乌斯用手杖在沙地上围着安条克划了一个圆圈，要求他在走出圆圈之前予以答复。虽然安条克遭受到极大的羞辱和损失(因为埃及的巨大财富已经垂手可得)，他还是服从了罗马的命令。罗马人刚刚战胜并毁灭一个希腊国王，即马其顿的佩尔修斯国王，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另一个国王。波利比奥斯在《通史》第29卷中生动地记述了这个历史事件，我认为这个事件可以归入本书中“逼从”的范畴内。 ] 同样，希特勒不动干戈，完全靠武装劝导的作用就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可是德国人却必须武力入侵波兰。除了在入侵过程中遭受的损失外，两个被征服的国家在遭入侵以后的其它方面没有什么不同之处。我们可以举朝鲜的例子来从相反的角度说明这个问题。从1950年至1952年期间，我们用战争的手段成功地保卫了朝鲜，而在其后的时间中，我们是用花费小得多的武装劝导的手段保卫朝鲜的，两种手段达成的结果是相同的。朝鲜的例子有其特殊的教育意义，这倒不是因为它可以典型地说明如何进行劝阻，而是恰恰相反。人们对“威慑”有一种歪曲了的半机械的看法，认为：“威慑”是自己的行动，而不是企图得到的对方的政治反应；在朝鲜问题中，这种看法的迷惑性较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其全部荒谬之所在。 [ 注：包括1983年10月9日在仰光暗杀南朝鲜总统全斗焕及其最重要的军政官员的企图。在那次暗杀事件中，3名南朝鲜的部长和15名其他官员被杀，很多人受伤。那次事件后，北朝鲜改变了自己公开宣布的政策，在作者写本书时，它继续与南朝鲜断断续续地进行着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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