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事和非军事事务中，都是欧洲列强望路争驱，其他地区则步其后尘（如果它们能够跟上的话）。欧洲领导世界部分原因是其他地区跟不上，另外也是因为它在技术上有着日益增大且不可抗拒的优势。
这一时期所有重要的军事领导者都是欧洲人——当然纳狄尔沙除外，他是最后一位伟大的亚洲征服者。欧洲有一个最超群的将领：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还有其他4位具有真正杰出才能的将领：萨伏依和奥地利的欧根亲王、英国的马尔波罗公爵约翰·丘吉尔、瑞典的查理十二世以及法国的维拉尔斯公爵克劳德。此外，还有几乎无与伦比的萨克斯的莫里斯，他是为法国战斗的德意志人；伯利克公爵詹姆斯，他是为法国战斗的英国人；芬多米公爵路易，他也是法国人；俄国的彼得大帝，他在战术上逊色但在战略上精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一时期发生了持续不断——虽然规模不大——的战争，但战争统帅多数缺乏想象力，并且落于案臼。
海上事务由英国支配，它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尽管富有想象力的将领在皇家海军中多半被弄得荒谬可笑（由于多种原因与陆地上的老套颇有不同），但在以前或后来（一个世纪后）的历史上，英国在海上仍是难逢匹敌的。尽管存在上述的荒谬，至少有两位英国海军将领因获得富有想象力的胜利而值得承认，他们是乔治·安森勋爵和爱德华·霍克男爵。
18世纪的战争
以古斯塔夫·阿道尔夫为范例是18世纪欧洲战争的基调。他的不少仿效者以堪与其相比的想象力和能力应用着他的战例。然而，多数人只满足于采取古斯塔夫军事组织的皮毛，而几乎或根本不理解依据旧的原则运用新的武器和组织要有灵活性——他的成功就是由于有着这种灵活性。这是汤因比所谓“发明，胜利，倦怠和（最终）灾难循环往复”的一个极好例证（阿诺德·J．汤因比，《历史研究》，萨索摩维尔节选本，1—6卷，纽约，牛津出版社，1947，第336页）。
然而，还有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至少像这一军事循环一样影响着18世纪战争的进行。
经济因素就其本身来说也许是最不重要的。尽管它们很快被工业革命的结果完全改变，但反映以前时代的变化极其有限。经济对18世纪战争的限制，如以前一样，主要是农业和工业生产的限制，如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能为他们自己生产足够的食物，但若供应极少数从事手工业、服务业或从军的人口，就所剩无几了。战争期间供养大规模的军队是完全不可能的。士兵主要来自农场，因而减少了生产者的数量，同时却增加了非生产者对食物的需求。此外，各国在引进大规模生产技术前，有限的工业生产能力不足以提供充足的武器、装备和其他弹药，以装备从事战争的大规模军队。
欧洲的殖民扩张，伴随着它增长的贸易和重商主义，只是加重了这些主要的经济限制。当经济的扩张需要满足农业和工业生产不断增长的需要时，殖民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人力却需要从旧的行业中吸引农民和手工业者。
18世纪欧洲的社会条件对军事制度产生影响是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的。经济扩张对人力的需求要求军队的征募只能来自人口中最不能生产的部分。军官来自贵族阶级，这是一个基本不能生产的社会阶级，而士兵来自社会的“贱民”和失业者——他们也是不能生产的。
社会因素又同影响战争实施的政治因素紧密联系。实际上，政府成为君主用来管理其领土的组织机构。战争为个人或王朝的目的而进行。当民族主义意识的日益增长和广泛存在的爱国情感不能摒弃时，这些必须同对君主的忠诚联系起来，否则严格分层的政治和社会组织就相对不重要了。僵硬的确是这个时代主要的特征，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僵硬促成并且加重了缺乏想象力的军事俗套。
以纪律为例。纪律和精确曾是古斯塔夫成功的基础，因而被其模仿者看成目标本身。而且，只有通过严格的、铁一般的纪律和最僵硬的物质和精神的控制，才能使普通欧洲军队的“贱民”得到控制和训练。不能允许社会的渣滓在生产团体中自由游荡；他们可能用新学会的军事技术恐吓平民，要不就是逃亡，后者更有可能。由于国家只有极少的人力可服兵役，征募新兵存在困难，而且现存的武器装备需要花费时间训练士兵，使其掌握娴熟的军事技能，因而逃亡造成的损失与战斗损失一样严重。
进行战争时，军队不得不到乡村搜寻食物——不是怕伤害城市公民，而是因为城市民用经济不能承受不可避免的侵害。因此，指挥官只有集中了大量的食物和装备并贮存于仓库之中，才能发动战争；军队不能远距离机动——通常至多只能离开仓库行军4—5天。
避免在战斗中损失训练费用昂贵的士兵也很重要。因此，指挥官不愿进行战斗，除非他计算出他成功的机会接近于确定无疑。其对手由于不能对局势作一个大致的估计，在这种情况下自然是避免战斗，而且他自己要呆在离敌人最近的仓库不少于4—5天路程的地方，同样计算其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这样战斗并不常见，决定性的行动只是在异常优秀、精力充沛的指挥官或者非常愚蠢、有勇无谋的指挥官之中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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