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上海租界的会审公廨
远在狱中的章太炎闻讯写下“文章总断魂”等诗句，发表在8月14日的《国民日日报》。8月23日，上海各界在愚园举行沈荩追悼会，章太炎以其如椽大笔写下悲愤的祭文。当年，章士钊编写的《沈荩》一书出版，章太炎再次提笔作序。
8月7日，章士钊、陈独秀等在上海创办《国民日日报》，倡言无忌，发表章太炎狱中新作，一时有“小苏报”之誉。不到两个月（10月2日），清廷外务部行文总税务司，宣布对《国民日日报》“一体示禁”，并要求转告各邮政局对此实行禁邮。10月27日，上海各报刊出上海知县汪瑶庭禁卖《国民日日报》的告示，不准卖，也不准买。28日，上海各报刊出两江总督
曾被誉为“小苏报”的《国民日日报》
魏光焘言禁售阅《国民日日报》的禁报令。但直到12月4日，《国民日日报》才因内部分歧而宣告停刊，共出了118期。
［记事］
从1月到4月，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兴起了办刊热潮，《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直说》、《江苏》等纷纷创刊。《浙江潮》以“眷念故国”、“输入文明”为宗旨，第5期刊出《论欧美报章之势力及其组织》，称报纸是“第四等级”，是“国民教育之大机关”，其力量超过了“四千毛瑟枪”。
3月，离《清议报》停刊已两年，地处江宁上江两县的明达书庄，“鸠集股本，翻印《清议》等报，四散出售”，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下札文禁止，指控流亡海外多年的康梁“播散谣言，刊布逆报，诬谤朝廷，淆乱国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诛。”除了立即将“所有逆书板片纸张尽数起获，……验明销毁，不准有片纸只字遗留外”，严禁地方士民“出资附股，私相传播购阅”，明达书庄店主遭查办，具结“以后不再售逆书逆报书籍股票，违者重罚治罪”。
5月，青年陈独秀在安徽筹办《爱国新报》。
9月，天津《大公报》先后发表《论新闻纸与民智通塞有密切之关系》、《论新闻纸之职分》等社论，称报纸能“化野蛮为文明”，“论新闻纸之权力，可以督饬国民……论报纸之效验，可以转移风俗，即朝廷之政令，亦莫能敌其力”。清廷正是视报纸“若敌国”，“苏报案”和沈荩之死都证明了它对舆论的恐惧。
10月31日，《大公报》发表《论中国定报律》文，抨击这是“钳制天下人之口”。
12月15日，蔡元培等在上海创办《俄事警闻》日报。
12月19日，林白水独立在上海创办《中国白话报》（先是半月刊，后是旬刊），以“白话道人”笔名大力倡导天赋人权、人类平等、百姓合群等新观念，几乎所有栏目都是他一个人写的。
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的《浙江潮》、《直说》。晚清报刊多以地方命名，时人戏云：“浙江有《浙江潮》，直隶有《直说》，则山东应有《齐论》、《鲁论》，广东应有《广告》，河南应有《豫告》，甘肃应有《甘言》，福建应有《福音》。”
1904年：“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时报》
2月26日，蔡元培等将设在上海租界的《俄事警闻》改名为《警钟日报》，提出“国民自立”的思想，郑重决定：一、不录“上谕”，以示“不欲依赖政府”；二、不挂洋商牌号，以示“不受外人之保护”。在３月１６日发表的社论《论报战》中提出“个人之思想，以言论表之。社会之思想，以报表之”。８月３日，发表论说《论专制与暴动之相应》，倡言“不自由，毋宁死”。《警钟日报》一度在国内１９个城市设立了代售处，其影响由此可见。
但租界并不是言论自由的王道乐土。2月29日，天津英文《中国时报》（China Times）因刊载批评沙俄政府的论说，被控“扰乱和局”，主笔英
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影响的《萃新报》
国人高文（J.Cowen）被天津租界当局“驱逐出境”。上海启文社、时中书局、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等，因为经售陈天华的《警世钟》被公共租界工部局控告，各店主分别被判拘押3个月到两年。
５月２１日，在经过了长达1１个月的拉锯之后，“苏报案”终于尘埃落定。上海租界会审公廨对“苏报馆革命党一案”作出宣判，章太炎、邹容分别判处监禁３年、２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逗留租界”。《申报》第二天作了报道。清廷想致章、邹于死地，最后也未能如愿以偿，租界毕竟不是清廷可以为所欲为的地方。章、邹在“苏报案”中的表现感动了远在四川的卞小吾，他曾三次远赴上海探望狱中的章、邹，并决心效法陈范，毁家纾难，办一家报纸。
租界之外，言论自由更无保障。６月２７日，张恭等在浙江金华创办曾对少年邵飘萍产生过影响的《萃新报》半月刊，出到第６期就以“出语狂悖”遭查禁，史称“萃新报案”。10月，陈去病主编的《二十世纪大舞台》半月刊在上海面世，由柳亚子执笔的发刊词中有激烈的反满词句，《安乐窝》一剧更是对慈禧“穷极丑诋”。这本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一共只出了两期，第二年初即遭查禁。天津《直报》因为报道袁世凯部哗变的消息，一度被查禁，当年6月、9月两度易名为《中外商报》、《中外实报》继续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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