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煜生被处决的几天后，上海《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王慰三在光天化日下被人枪杀。2月17日，北平记者公会为刘煜生和王慰三举行追悼会，北平市外勤记者协进会就他们遭害一事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严惩凶手。
2月19日，上海各报239名记者发表联合宣言，为刘煜生伸张正义，指责顾祝同妄图把新闻文化界“永在军事机关控制之下，而不得享受《约法》所给予的言论自由，生命安全之人权保障。此非刘煜生一人之问题，而值为全体人民所应严重抗争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抨击当局摧残言论自由、草菅人命。全国律师协会等社会团体也要求追究、惩办责任者。天津、武汉、杭州、广州、青岛、济南、郑州、徐州、芜湖、南昌、蚌埠、长沙、太原、汕头、香港等地到处集会，发表宣言、通电，谴责暴行，呼吁保障新闻自由。《申报》、《生活》周刊等报刊予以详细报道。于右任主持的监察院在这前后也依法弹劾顾祝同，蒋介石被迫将他调离江苏。8月和9月1日，国民党政府先后发出《保障正当舆论》、《切实保障新闻从业人员》的通令。在全国新闻界、人权组织、律师协会等各界社团的抗议声浪中，一个一党专制的政府终于作出了表面的让步。“9月1日”，这是刘煜生他们以鲜血换来的记者节，是百年言论史上一个绕不过去的日子。
4月，陈独秀“危害民国”案开庭审理，他本人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失当年“五四”的风采。和他一起办过《甲寅》等报刊的大律师章士钊义务为他辩护。尽管陈独秀最终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被判处13年有期徒刑，但当时的《申报》、《国闻周报》、《法治周刊》等都详细、真实地报道了这一案件，《益世报》等大报还全文发表了他们的精彩辩护，乃至判决书、上诉状等。意味深长的是汪原放的亚东图书馆不仅重印了一千部《独秀文存》，而且出版了章士钊汇编的陈案资料集《陈案书状汇录》，也印了一千册，很快被上海沪江大学、东吴大学选为法学系的教材。蔡元培为《独秀文存》第九版作序，称陈独秀当年的文章，“即到今日，仍没有失掉青年模范文的资格”。这些事都发生在1933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遭国民党特务暗杀
“我的态度是头可杀，而我的良心主张，我的言论自由，我的编辑主权，是断然不受任何方面任何个人所屈服的。”这是《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的话。6月18日，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在上海租界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邹韬奋身为同盟执行委员之一传说也被列入了黑名单，多处传闻《生活》将被查封。7月14日，邹韬奋将编务交给胡愈之、艾寒松，“出国
《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
暂避”，开始了第一次流亡。12月16日，国民党当局以“言论反动，思想过激，毁谤党国”的罪名下令封闭《生活》。最后一期《生活》（总第417期）发表了邹韬奋一年多前就准备好的《与读者诸君告别》，“宁为保全人格报格而绝不为不义屈”。同时发表《生活》周刊同人《最后的几句话》：“统治者的利剑可以断绝民众文字上的联系，而不能断绝精神意识上的联系。”
这一年因为推出“新年的梦想”，胡愈之被迫离开了《东方》；这一年，《江声日报》主笔刘煜生被残酷地枪杀了；这一年，“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因言获罪，被判13年；这一年，为人权奔走呼号的杨杏佛躺在了暗杀的枪口下；这一年，邹韬奋流亡异国，《生活》周刊被封杀了；这一年，因为罗隆基锋芒毕露的社评，先是天津《益世报》遭遇了国民党天津市党部、国民党中宣部一再的“警告”，后是罗隆基本人遭遇暗杀，幸免于难。年底，天津市党部向《益世报》下了“最后一次警告”，要求报馆不得续聘罗隆基，罗被迫离开了《益世报》……这一年，有太多的悲惨与绝望，这一年的日历上挂满了不幸的挽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部分成员合影，右起：宋庆龄、杨杏佛、黎沛华（宋庆龄秘书）、林语堂、胡愈之
然而，我读到了尘封的史料中同样铁铸的事实。离《主张与批评》被封杀仅一个半月，这年2月，王造时又独自在上海办起了《自由言论》半月刊，毫无畏惧地继续批评国民党当局的内政外交，直到年底被查封，共出版了21期。6月6日，北平新闻记者公会举行集会，呼吁国民党当局停止新闻检查。这一年离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杀害已整整两年，“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鲁迅愤然写下《为了忘却的纪念》，《现代》杂志编辑施蛰存回忆：“这篇文章曾在两个杂志的编辑室里搁了好几天，编辑先生不敢用，才转给我。”面对这枚“炸弹”，施蛰存也“有点踌躇”、“不敢决断”，“请老板张静庐先生拿主意。张读后沉吟不决，考虑了两三天，毅然决定：上！那理由是：一舍不得鲁迅这篇异乎寻常的杰作被扼杀，或被别的刊物取得发表的荣誉；二经仔细研究，这篇文章没有直接触犯统治者的语句，在租界里发表，顶不上什么大罪名”。重读这篇和《纪念刘和珍君》前后辉映的文字，我们也不能忘记张静庐、施蛰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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