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们在1933年那个“昏黑的年头”所看到的亮色，这不是漫长的冬夜里的梦，而是本民族最优秀的人们与黑暗顽强抗争所创造的一点光明。我们无法一一记下那些创造了光明的姓名，但我们会永远铭记他们曾经为之奋斗的梦想。
［记事］
1月1日创刊的《现代文化》月刊仅出2期即遭查禁，遭查禁的《文化月报》改名《文艺月报》，只出了2期又遭查禁。
3月，曾出版发行“左联”刊物《北斗》、《文学导报》的上海湖风书局遭查封。2月，国民党决定在上海、汉口、南京、北平、天津五个大城市设立新闻检查所，实行严厉的新闻检查。
4月，国民党中执委批准上海市的《新闻检查所暂行组织条例》，将新闻检查制度化。
5月中旬，北平《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国民党宪兵逮捕。
5月，原重庆《大中华日报》主笔、上海《大陆新报》创办人王鳌溪被捕后，很快在南京雨花台遇害。重庆报界协会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开会致电军委会、民权保障同盟等，要求查清真相，伸张正义。
6月22日，广东新闻通讯社记者侯友礼，未经宣布罪状，即被当局执行枪决。
7月，西安《民意报》因刊载的社会新闻触怒当道被控，社长裘兰生被拘押，西安新闻界呼吁全国新闻界声援。
7月31日，北平《文学杂志》在出版3、4期合刊后被禁，编辑和主要撰稿人被捕。
8月3日，南京当局通令各地政府，凡因违反出版法经注销登记的书刊报纸，一律不得再次要求登记。
8月9日，国民党中执委常务会议核准备案《检查新闻办法大纲》。
8月25日，长沙《平民日报》遭查封，主笔蒋寿世被捕入狱。
8月，现代书局出版的巴金小说《萌芽》被禁后，改名《煤》，再改名《雪》。
9月21日，国民党中央通过《修正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
10月5日，国民党中央通过《新闻检查标准》。
10月26日，开明书店杭州分店遭查封。
10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出查禁普罗文艺密令，要求在审查普罗作家的刊物时，“须更严密，勿使漏网”，已禁的出版物如仍在流行，要“切实认真取缔”。同时公布了《取缔不良小报暂行办法》。
11月1日，北平《文艺月报》出版第3期后遭查禁。
11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令将全国邮电检查事宜改归调查统计局（即臭名昭着的“中统”）管辖，并附邮电检查施行规则。
11月，国民党当局先后派人破坏、捣毁上海艺华影业公司、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神州国光社、光华书局及承印英文《中国论坛》的勒佛尔印刷所等，并散发恐吓信。鲁迅的《二心集》在浙江率先遭查禁。
1934年：史量才以身殉报
从1月7日起，《大公报》开辟了《星期论文》专栏，每周日由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创了民间报纸与学界结合论政的新形式。第一篇是胡适的《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直到1949年5月，15年间《大公报》共计发表750篇星期论文，200多位作者中以大学教授为主，左中右俱全，真正体现了《大公报》兼容并包的气度。当年12月9日，胡适为《大公报》撰写了《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借题发挥，要求当局明令全国，保障一切“不以武力及暴动为背景”的结社与言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并且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
此时，《大公报》的声望已如日中天，然而他的新闻、言论常常引起当局的不满，又是“警告”，又是办事处差一点被捣毁，特务制度、新闻检查制度让“矮人国”里的“巨无霸”头疼不已。胡政之读了胡适“痛快之至”的文章，欣然表示“彼此共同负责”，并“为文作桴鼓之应。”胡政之们和胡适之们联手争取言论自由的时代，无疑正是近代中国民间报纸与知识界结合的黄金时代。
2月10日，杜重远等继续举起《生活》周刊的“火炬”，创办《新生》周刊，成为《生活》的后身，发行量最高达10万份。
2月19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通令查禁149种文艺书籍（涉及28位作家）。从25日起，章锡琛先生挺身而出，由开明书店领衔，26家书店先后两次联名请愿，要求“体恤商艰，从轻处置”。他和夏丏尊还给蔡元培、邵力子写信，要求“解除禁令”。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刻，开明书店的这一义举，现代出版史上也应该大书一笔的。”
2月28日，小说家沈从文写下《禁书问题》一文（发表在3月5日的《国闻周报》上），对禁书提出质疑，他更痛心的是“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实为极可惋惜的事情”。
3月20日，上海26家书店得到的批复是：“一、切实执行前令严予禁毁，以绝流传者30种；禁售者30种；三、在剿匪严重时期内暂禁发售者31种；四、需加删改方准发售者22种；五、准予暂缓执行查禁者37种。”结果导致了臭名昭着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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