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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底波澜_傅国涌【完结】(66)

  9月1日,属于胡文虎兄弟“星系报业”的厦门《星光日报》创刊,因刊出有关日舰走私的新闻,遭日方严重抗议,要求封报、捕人,社长胡资周断然拒绝,据理反驳,最后以总编辑表面上辞职了事。

  9月15日,广州南风社记者叶云笙被捕,17日获释。省市记者会派代表要求释放此前被捕的记者陈锡余不准。

  9月20日,成舍我集资在上海创办《立报》,小报大办,以“立己”、“立人”、“立国”为宗旨,力图办成一张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迅速突破10万份。

  10月31日,《申报·自由谈》主编张梓生备受亲国民党小报围攻,继黎烈文之后被迫辞职。

  11月8日,上海《新闻夜报》、《小晨报》因未遵禁令、大量报道汪精卫被刺事件,受到停止邮递和停刊多日处分。

  1936年:《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发表

  新年伊始,从北到南,都涌动着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呼声。1月1日,平津新闻学会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向政府请愿取消新闻检查制度的决议。1月26日,纽约《太阳报》、伦敦《每日先锋报》驻北平记者斯诺致函祝贺平津新闻学会成立,赞成他们提出的开放“言禁”、废止现行新闻检查制度等主张,认为争取新闻业的自由与独立,不仅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普遍意义。2月9日、10日《世界日报》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11日,顾执中、萨空了、谢六逸、恽逸群、郭步陶、陆诒、包天笑、卜少夫等71名职业记者联名在《大众生活》第9期发表《上海新闻记者为争取言论自由宣言》,他们抗议剥夺言论出版自由的新闻检查制度,郑重提出两点主张:“一、反对新闻检查制度的继续存在。二、检查制度虽不立刻撤销,一个自己认为还算是舆论机关的报纸,绝对不受检查!”

  国难当头,争取言论自由成为这一年主旋律之一。

  3月,马叙伦等148人在《生活教育》、《大众生活》发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与上海文化界南北呼应。

  4月1日,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正式问世。张季鸾在《今后之大公报》社评中重申了“四不”方针,以“不隶籍政党”、“经济独立”、“不接受政府官厅或任何私人之津贴补助”等作为“自立之本”,耿耿以“永为中国公民之独立言论机关”为念。第二天,又发表《改善取缔新闻之建议》社评,对新闻检查制度深表不满。6月9日,再次发表《论统制新闻》社评,批评当局“蒙头盖面”的“统制新闻政策”。9月1日,当复刊10周年时,总计天津、上海两地的日发行量已超过10万份,《大公报》作为举国舆论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凸显。

  张季鸾、胡政之主持的《大公报》上海版

  6月底,因为夏衍写的独幕剧《都会的一角》有“东北是我们的领土”一句台词而遭禁演,上海戏剧界张庚、于伶、唐纳、欧阳山、柯灵等20多人联名发表“反对工部局禁止演剧的通启”,提出:“为了国家、民族和文化的尊严,我们一方面应当督促政府向工部局严重交涉,一方面要求我国文化工作者一致起来,向工部局提出抗议,争取一切爱国运动、文化及艺术活动的自由!”

  与此同时,日本拍了一部电影《新土》,主题即东北是他们的“新土”,影片在上海上映后,文化界发表两次抗议宣言,一次由欧阳予倩、应云卫等电影、戏剧界300多人联名,一次由矛盾领衔,巴金、许广平、郑振铎、任白戈等都签了名。

  7、8月间,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在《生活日报》(香港)、《生活教育》发表着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公开信,言论出版自由即是其中之一。

  10月1日,巴金、鲁迅、冰心、林语堂、周瘦鹃、包天笑、茅盾等21位作家联名发表《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要求国民党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足以阻碍人民言论自由之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慨予废止”。同时呼吁全国学者、记者、作者、读者,“一致起而力争言论自由,促其早日实现”。《新认识》、《文学》和《申报·每周增刊》等报刊都相继刊载了这一宣言。这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在争言论自由的宣言上签名。

  11月23日凌晨,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史良等“七君子”因奔走抗日而被捕,当天,《立报》在头版发表《今晨七人被捕》的短讯,率先披露这一震惊全国的消息。26日,宋庆龄发出《为“七君子”被捕向报界发表声明》,呼吁舆论界主持正义。之后,《立报》和全国各地报纸,连续追踪报道“七君子”案,对国民党当局构成了压力。

  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图为救国会主要领导人(前排左起)沈钧儒、史良、王造时、沙千里等参加上海各界群众的示威游行

  这是我们在1936年的言论编年史上所看到的亮色,然而更多的是铁屋中的呐喊,是黑暗中的挣扎、沉埋,是默无声息的消亡。据当时印发的《查禁刊物一览表》及《反动刊物调查表》,仅仅从1936年1月到3月,国民党当局就查禁了24种刊物。这年12月国民党中宣部秘密印发的《中央取缔反动书籍杂志一览》表明,从1929年3月到1936年6月,以宣传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及“讥评政府”、“诋毁本党”、“妖言惑众”、“言论反动”等罪名秘密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就有676种、文艺书籍有309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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