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使团的来访，引起了扬州僧俗的注意。出于对鉴真安全的考虑，扬州僧众对他看护很严，鉴真无法脱身，眼看十九日就要到了，东渡计划再次受到了考验。正在这时，鉴真弟子仁婺从婺州（浙江金华）来到扬州，听说师傅东渡受阻，十分同情，便决定用自己来时乘坐的船接鉴真离开扬州，鉴真到黄泗浦（今张家港西北长江之滨）搭乘日本遣唐使船，开始了第六次东渡。
与藤原清河等会合后，又发生了麻烦。广陵郡的地方官已听到鉴真准备渡海去日本的传闻，因此决定检查日本遣唐使船，机警的副使大伴古麻吕秘密将鉴真等安排在自己的船上，躲过众人的注意。不久，在第五次东渡失败后离去的普照也闻讯从阿育王寺赶来。这次遣唐使船同航的有4艘，第一号船是大使藤原清河，第二号船是副使大伴古麻吕，第三号船是副使吉备真备，第四号船是判官布势入主。
唐朝僧人除鉴真外，还有法进、义静、昙静、思托、法载、法成等14人及女尼智首等3人。十一月十六日，4船出发，一路顺风。二十一日，第一号、第二号两船到达阿儿奈波岛（日本冲绳），北行至多祢岛（种子岛）西南，遇第三号船。十二月六日，海上又起南风，第一号船在航行中遇难。鉴真所乘的第二号船终于在二十日到达萨摩国阿多郡秋妻屋浦（今鹿儿岛川边郡坊津町秋目）。
天宝十二载十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天平胜宝五年，即753年初），经40天的海上颠簸，鉴真一行在僧人延庆的引导下进入日本九州的太宰府（今日本福冈）。鉴真一行前后历时12年，6次启行，5次失败，航海3次，几经绝境，先后有36人死于船祸和伤病，200余人退出东渡行列。只有鉴真笃志不移，百折不挠，终于实现了毕生的宏愿。
鉴真来到日本的消息，引起了日本朝野的极大震动。天宝十三载一月初十日，朝廷得到大伴古麻吕的报告，知道鉴真已经到达日本。二月一日，鉴真至难波国师乡（今属大阪府）时，受到先期到达的崇道和日本佛教大师行基弟子法义的热情款待。后住在藤原鱼名的官厅，日本政府特派使者前来迎接慰问，催促鉴真入京。二月四日，鉴真一行抵达奈良，同另一位本土华严宗高僧“少僧都”良辨统领日本佛教事务，封号“传灯大法师”。
根据圣武上皇和孝谦天皇的意愿，鉴真作为律宗高僧，应该负起规范日本僧众的责任，杜绝当时日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托庇佛门，以逃避劳役赋税的现象。因此，孝谦天皇下旨：“自今以后，传授戒律，一任和尚。”但是，这引起了日本本国“自誓受戒”派的反对，尤其是兴化寺的贤璟等人的激烈反对。于是，鉴真决定与其在兴福寺公开辩论。
在辩论中，鉴真作出让步，承认“自誓受戒”仍可存在，但是作为正式认可的具足戒必须要有三师七证。贤璟等人皆被折服，舍弃旧戒。鉴真于是在东大寺中起坛，为圣武上皇、光明皇太后以及孝谦天皇之下皇族和僧侣约500人授戒。公元756年，鉴真被封为“大僧都”，统领日本所有僧尼，在日本建立了正规的戒律制度。
公元758年，作为鉴真最主要支持者的孝谦天皇在宫廷斗争中失势，被迫传位给淳仁天皇。相应的，鉴真也遭受到排挤。公元758年，淳仁天皇下旨，以“政事烦躁，不敢劳老”为名，解除了鉴真“大僧都”一职，并将在宫廷斗争中败死的原皇太子道祖王的官邸赐给鉴真。次年，鉴真弟子在该官邸草成一寺，淳仁赐名“唐招提寺”，鉴真从东大寺迁居至此。淳仁天皇还下旨，令日本僧人在受戒之前必须前往唐招提寺学习，使得唐招提寺成为当时日本佛教徒的最高学府。
从此，鉴真就在寺中讲律授戒。当时鉴真年事已高，健康情况每况愈下，弟子们感到有必要将鉴真奋斗一生的历史记录下来，思托撰成了《鉴真和尚东征传》。日本天平宝字七年（763年），为播佛法奋斗了一生的鉴真，在唐招提寺面向西方端坐，安详圆寂，终年75岁。他的遗体经火化后，葬在寺后面的松林中。
鉴真东渡传法，作为唐朝文化输出的缩影，直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不管是其中6次渡海方才成功的大恒心、大毅力，还是日本从国家到个人对于鉴真东渡的重视程度，都足以让现在的人们感觉到骄傲。
原来，我们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时代。
第三章 历史给了我们机会
第一节接触与交流，保持先进的秘密武器
每一个大一统帝国的诞生，都代表了新鲜与鼎盛，也证明了自身的先进。而同时，每一个开国帝王，都希望自己打起来的江山如铁桶一般，世代永存。但他们都失败了。
怎么才能保持自己的先进与强大？这个问题不仅考验着古人，同时也考验着我们。而不断地与外界保持接触与交流，学习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其中一条很重要的因素。
在唐代，我们曾经无比强大，同时也非常的开放。看起来，这种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时间的尽头。
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周秦汉唐是至今令国人自豪的盛世王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具备了开放的气度，博大的胸怀，才能如饥似渴地招揽人才，惠施仁政；秦始皇虽然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数百年各国征战的局面，但他却倒行逆施，使得秦王朝短命而终；汉朝实施无为而治，无为而无不为，出现了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大好局面。“无为而治”的政治思想，从社会的落实层面来看，颇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搞活。正是因为开放、搞活，才会出现“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正是因为开放、搞活，刘秀才会励精图治、转危为安，实现“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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