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种：逆耳忠言放心际。摒除个人好恶，如著名的《邹忌讽齐王纳谏》故事，齐威王在听取邹忌的劝谏后，广开言路，尤其要听不顺耳之言，最终使一时衰落的齐国又复兴起来。
第五种：生前焉知身后名。不用其人、也要用其言。如：邓析被处死后，郑国却用了他编制的法律文本。商鞅死后，秦国新法不变，最终一直保持强大，直至吞并六国。
第六种：取长补短为我用。不论所学，用其所长，如燕昭王为了图强，听从郭隗意见，广收天下贤才，只要有一技之长者，皆得重用。战国四公子（齐有孟尝君、赵有平原君、楚有春申君、魏有信陵君），即四位大贵族，都好“养士”。他们所收罗的人才，也都是只有一技之长的，甚至包括了“鸡鸣狗盗之徒”，即会学鸡叫、能偷窃的人。
第七种：尊贤敬能获支持。极其尊重人才，即便不合自己的想法。我们从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学术大师的遭遇就能看出来，即便他们的学术思想不为各诸侯君主们所用，但君主和卿大夫们对他们却是尊敬有加的，他们能经常与君主会面、对话，君主们基本上也都以请教的口气与他们说话。
其次是学术研讨上，诸子百家互相交流抨击，著书立作的方式有多种。
第一是讲学授徒。最先招收学徒，讲学授业的是邓析，自从他在郑国开办私人法律推广学堂之后，私学之风就开始悄然而行，到孔子中晚年时，就开始大规模招生了；墨子更对弟子实行军事化管理、宗教化训练。稷下学宫的名人，有的能一次性吸引上千名学生来听课。
第二是遁隐山林。列子、庄子这些大学者们，不是居于陋巷之内，而是逍遥于山林之间，编点儿草鞋、钓点儿鱼也可以维持生活，而且可以与外界做广泛的接触，王公大人、学界名流也常来做客、交流。
第三是聚集学宫。最著名的当属齐国的稷下学宫。它是齐桓公时创办的，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中国学术思想史上这场不可多见、蔚为壮观的“百家争鸣”，是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它作为当时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有力地促成了天下学术争鸣局面的形成。另外一个就是“西河学派”，战国初期，魏文侯特别注重学术人才的招揽，为他们办学、授徒、做学问，提供良好的条件。孔子的不少名弟子，就跑到魏国，最终形成了“西河学派”，为儒学的形成、发展、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西河学派”的一些人物，最终又在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逐步向法家思想转化，当时的吴起，就是受此影响，成为一个著名的法家人物；荀子可能也师从过西河学派的人物。此外，魏国还形成了另一个学派——“鬼谷学派”，专门研究纵横之术、权术、兵法等，对战国末年的学术界影响极大。
思想自由、学术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使得知识分子们的交流日益加深，就促成了智慧与思想的碰撞，而这，正是完善已经形成的学术思想、创立更新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也是寻求真理的必经之路。
这些智慧碰撞出的火花，给过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指引。我们分别从政治，思想及学术这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是在政治上两次碰撞：
第一次是管仲的治国，这是周王室的“天下一家”与诸侯们的“国家富强”大碰撞。管仲被任为齐国的相国之后，与齐桓公大谈治国之道。君臣二人确立了“国家主义”，把“以人为本”的思想与“民富国强”结合起来，把“尊王攘夷”与争当霸主结合起来；把发展经济与讲求礼仪结合起来；把公共利益与个人欲望结合起来；把以法治国与德政建设结合起来。打着维护周王室利益的大旗，为本国富强与成就霸业奠定基础与根基。
他们认为，国家的富强，依靠的不是从农田、农民身上收重税，而是开发资源、搞活贸易，增加工商税收。士农工商“四民”并重。在农业上，他们完全废除了过去的公田制，并实施了“相地而衰征”的级差地租。为了刺激工商业发展，他还降低相关税费。在军事上，他实行寓兵于民、全民皆兵的措施，将重点征兵的地区，按民与兵混编的方式，建立行政与军政合一的体制。发展国内经济的同时，小心谨慎地对外进行外交，从斡旋中坐收渔利。显然，这次大碰撞的结果带来了齐桓公首先成为“春秋五霸”首个霸主的硕果。
第二次是商鞅变法，这是周王室的“以礼治国”与国家主义的“以法治国”的一次大碰撞。商鞅通过与旧势力的辩论，确立了顺应时势、实施新法的思想，突出了“必须变、变则强、强则久”的新观念。“废井田，开阡陌”打破旧有的土地公有制，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大力发展农业，奖励耕织，重农抑商；推行一夫一妻制的小家庭政策，增加国家赋税收入；奖励军功，实行军功爵制，废除世卿世禄制；推行县制，加强中央集权。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国力大大增强，政治上中央集权，经济上确立土地私有制，发展迅速，军事上军队战斗力空前提高。
其次是在思想上的三次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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