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是老子在面临王室衰微、礼崩乐坏的形势下，用消极的方式对旧制度进行批判，他把顺应天道解释为“无为”。老子主张效法天地，“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人最终的学习对象就是自然。所以说，老子的思想与“礼乐”禁锢下的思想迥然不同。顺其自然就好，不要去管老百姓，也就是“无为而治”。
第二次是孔子从君子立场出发，对天下进行理想设计、对君子修身提出了较为完整的新思想。在治国的方略上，核心是“礼”与“仁”，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第三次是墨子从平民立场出发，提出崭新的政治主张，包括“兼爱”、“非攻”、“尚同”、“非儒”等，反对当时存在的等级制、反对战争、反对世袭制、反对礼乐制度。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同时，墨子也看到春秋战国时期，最大的弊病就是战争，因此，从兼爱的思想中，引申出了非攻。
再次就是在学术上的五次碰撞：
第一次是关于“正名”问题，墨家第一次提出了辩、类、故等逻辑概念。并要求将辩作为一种专门知识来学习。墨家的“辩”建立在知类（事物之类）明故（根据、理由）基础上的，因而属于逻辑类推或论证的范畴。墨子所说的“三表”既是言谈的思想标准，也包含有推理论证的因素。墨子还善于运用类推的方法揭露论敌的自相矛盾，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古代逻辑学的体系。与名家以公孙龙为代表的诡辩术和以惠施为代表的“合异同”的相对主义形成了中国哲学的三大流派。
第二次是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孟子对于性善论的最用力的论证，是通过人的心理活动来证明的。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而同为儒家学派的荀子主张人性有“性”和“伪”两部分，性（本性）是恶的动物本能，伪（人为）是善的礼乐教化，也就是“性恶论”。告子认为“生之谓性”，“食色，性也”。人性和水一样，“水无分于东西”，性也“无分于善不善”。即便是哲学思想进步发展到今天，对于这个古老的话题，学者们往往也莫衷一是，各执一端。
第三次是个人利益的正当性、义与利的关系问题，最后形成了孔子的君子不言利、墨子的兴天下之大利、杨朱的维护个人利益、孟子的舍身而取义、韩非子的利用人之趋利避害之心以立赏罚等学术流派。
第四次是天人关系问题，最后产生了“顺天之道”的共识，但在如何“顺天之道”上，道、儒、墨、法各有不同，最后经过碰撞，又产生了阴阳之学、刑名之学、黄老之学等。
第五次是治国之道的问题，经过碰撞，形成了《管子》《商君书》《礼记》《荀子》《黄帝外经》《孟子》《吕氏春秋》这些著作，都各自阐述了完整的治国之道。
由此可见，“百家”的思想体系基本上都是在碰撞中构建起来的。正是由于这些智慧的碰撞，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探求真理的全貌。
4．历史给了我们机会
当人们捧着牛顿的微积分学说，热烈地庆祝人类光荣地开创了近代科学的时候，躺了两千多年的阿基米德“气急败坏”地从古希腊遗稿中蹦到了人们的视线里，原来，公元前200年左右，他就已经对微积分的理论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并且发明出了一种用于微积分计算的特殊工具。美国科学家感慨，如果这本遗稿早牛顿一百年发现，那么人类说不定早就登上火星了。是啊，历史给了我们早一百年登上火星的机会，可是这机会却在坟墓里沉睡了。
文艺复兴之前，上帝和佛祖打了个赌，比谁在海上跑得快，于是就有了哥伦布和麦哲伦以及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历史曾把东亚与西欧摆在同一条起跑线。在1500年时，欧洲与亚洲相比，并不具有什么明显的优势，欧洲的相对弱点比它的优势更为明显。
当时的欧洲资源不算丰富，人口更无法同印度和中国相比；地缘政治上，欧洲大陆北部和西部被冰山和海水包围，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东部构成强大威胁；政治制度上，欧洲支离破碎，自罗马帝国以来一直没有统一的国家，法、英、西班牙等国之间争斗不休；在科学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上，当时的欧洲只能算是亚洲文明的学生。可以说，当时世界文明的中心都处在相同的水平上。15世纪时的欧洲最多也只能说是像今天一样，是几个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
大航海时代却成了历史的转折点。哥伦布和麦哲伦的“地理大发现”，为欧洲提供了发展的强大动力。此后，欧洲开始进入工业革命、文艺复兴、宗教革命的活跃时期，创造了“欧洲奇迹”。欧洲紧紧抓住这次机会，在此后的两三百年中，完全改变了人类历史。欧洲第一次领先于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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