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回复西周时期的德治，呼吁恢复“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以达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局面，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
其后孟子以“性善说”论述“仁”，“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他认为人性本善，具备了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善端，加以发扬，便可成为仁、义、礼、智的德行。荀子主张“性恶论”，认为人与禽兽无异，“饥而欲饱，寒而欲暖”，若顺从人的本性而行，必会引起纷争。他主张通过教育改变人的本性，为善去恶。荀子强调通过“礼治”维持社会秩序，使社会各阶层人士安守本分，社会便能安定。
儒家学说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被历代统治者及学术界所尊崇，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及道德的主流。
“道”是“老庄”学说的思想中心，是一切事物的根源。“道”亦是循环不息。道家强调凡事均无须强求，顺应自然，达至“道”的最高境界。道家精神在于精神上的超脱，不界限于形驱，只求逍遥及心灵上的开放。认为“道”是无形及不可见的，是超时空的绝对精神，是宇宙最高本体及一切事物的根源。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不断，民生困苦，道家认为，人们必须放弃逞才、逞智、逞强、逞力，回归朴素、无知的境界，以“无为”治理天下，天下才能和平安定，最终希望恢复“小国寡民”的原始社会状态。道家还认为，万物都有对立面，物极必反，因此，人们必须“知足寡欲”、“柔弱不争”、“顺应自然”，抛弃一切礼教的枷锁，才能避免灾祸。
墨家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主张爱不应有亲疏、上下、贵贱、等级的分别。认为天下之所以大乱，是由于人不相爱。
墨家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提倡选任贤才，消除阶级观念，使天下大治，反对一切侵略战争；经济上主张强本节俭，提出“节用”、“节葬”、“非乐”的思想。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认为命运不能主宰人的富贵贫贱，强调只要通过后天的努力就可以改变。为了求福避祸，他又主张“尊天”、“事鬼”。
由于墨家从创始人墨子到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社会中底层的学者，所以墨家更能体会到战乱时期劳动人民的凄惨生活，相对于儒家的过分讲求“礼”，墨家更注重刻苦、节俭的生活习惯，而且不吝于做低层的劳动工作，被儒生辱为“淫巧之技”，生活上的偏差，立场上的对立，和思想上比“仁爱”更难遵从的“兼爱”，使得墨家并未得到统治者的支持，日后发展不大。
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成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重视法律，反对儒家的“礼”，反对贵族垄断经济和政治利益的世袭特权，要求土地私有和按功劳与才干授予官职。法律的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件的所有权。“兴功惧暴”，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子则集法家大成，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韩非子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驭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诸子其实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三家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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