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狐绹暗自庆幸：还好自己对这部书下过功夫。遂胸有成竹地回答道：
“文皇帝此书，讲的是治国治身的至理。微臣披阅诵讽，不离于口。”令狐绹话中的“文皇帝”就是指太宗，太宗皇帝庙号“太宗”，谥曰“文”，所以有这样的称呼。
天子十分高兴，“卿试举其要。”
令狐绹朗声而读，果真是烂熟于心。当他读到“乱未尝不任不肖，理未尝不任忠贤。任忠贤，则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则受天下之祸”一段时，皇上摆手示意他停住。
“朕每至此，未尝不三复然后已。《尚书》上也说：‘任贤勿贰，去邪勿疑’，欲致升平，当以此言为首！”
令狐绹当然称颂不已。
最后的辉煌(4)
宣宗的好读书又非是当年的文宗所能比拟的。文宗血气方刚，追求的是一种完美的理念；而宣宗披览史籍，却完全是寻求一种技巧上的借鉴，两者性质不同，效果也就大相径庭。
谁都知道要“任贤去邪”，可怎么个“任”、怎么个“去”？再说，即使有了贤明的辅弼之臣、忠直的清明之士，国家就真能治理？前代的李德裕就是个例子，最后还不是功高盖主，而使天子退居其后！宣宗相信书中所总结的这个原则，但是他却自有他的方法。他对令狐绹说：
“朕想知道朝中百官所有人的姓名。”
这就是了，宣宗确实不笨，他在十六宅度过的日子没有白费，他早就深思熟虑过其中的手段和必需的原则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做到心中有数，也只有这样，他才是真正的天子。
令狐绹很为难：“六品以下的官员太多了，皆由吏部造册登记：五品以上，方由中枢制授。这部分倒有一种名册，称作‘具员’。”
皇上心里有数。送走了令狐的第二天，他立即命宰相撰就《具员御览》一册呈上，放在案头，时时翻检。
可见宣宗不是一般的人，他的极高心智已经开始逐渐显露，这件看起来很小的事情就是一个信号。
第一步是确立一种原则。宣宗选择的是“法”。
自古而来的传统皆反对法治，因为治以法，则必伤乎道德，而帝国的基础正建立在一系列的伦理制度之上，法既不能绝民刁顽，也无助于人君教化。所谓“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宣宗却不以为然，他的想法是，若以铁腕治国，就少不了法。
早在即位不久的大中元年正月，京畿大旱。皇上为此减膳食、出宫女，祷告上天，仍不见好转，于是想到赦免囚犯。便命宰相卢商与御史中丞封敖疏理京城系囚。但其时任大理卿的马植却上疏称：有些重犯，罪有应得，似不可一概宽囿。
天子得奏，也觉得有理，又命两省五品以上官员合议。讨论的结果，赞同马植意见的占了大多数，皇上就采用了这一措施，诏命一切皆按法规办理。这是宣宗倾向于法治的开端。
不能不说马植的话给了皇上重大的影响，他在奏章中所说的“诛罪戮奸，式合天意；雪冤决滞，方副圣心”、“若平日大赦尚且不免之人，今因疏理而原之，使贪吏无所惩畏，死者衔冤无告，恐非所以消旱灾致和气之道”之类的话，和皇上内心的想法本就有很多的契合之处，而马植的这一理论，更符合他所构建的政治策略，因而立即就予以接受。马植为此在后来也成为宰相，为宣宗所重用。
宣宗当然还有所发展。他自己就公开说过：“犯朕之法，虽我子弟亦不宥！”既把“法”有所限定，此“法”非他“法”，而是“朕之法”，又着重强调了“法”的铁板原则，操作起来，便就得心应手。
有一段时间主掌京兆府的是一位叫崔罕的人，此人治绩不怎么样，但做起事来却很浮躁。一次在路上遇到一位官员没有避让他的马头，崔罕心里大为生气，再一问，此人不过是一位小小的内园巡官，竟马上重责其人五十四杖，至于将人打死。皇上得讯震怒不已，立即宣谕，把崔罕贬去远州。
宰相们倒觉得处罚太过，齐诣皇上援救。宣宗心里有着细细的一本账，他对宰相们道：
“崔罕为京兆，抑强抚弱，是其职责。道不避马，杖之也不算为过，但问明为内园巡官再下手，就是明显的欺弱怕硬，一过也；人臣之刑，止行二十杖，此乃朕之法，他打到五十四杖，这是谁家之法？真是骇人听闻！”
宰相们听着这番话，方才晓得皇上执法无幽不察，又如何不心生畏惧！
当然，宣宗选择的原则是为自己服务的，刻于用法是为了政治的需要。皇上聪明就聪明在他从不幻想着以德行使天下治理，那是典型的远水救不了近火。皇上宁愿选择威严之后的宽仁，也不愿去做仁德之后狰狞尽露的蠢事。天下人确实也都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通病：十日被威，一日受德，无不感激流涕；而十日被德，一日受威，却不免交怨沸腾。天子懂得了这个道理，天下事就成功一大半了。
不过这第一步还只是小样。若要就此以为这位新一代天子也不过是如此而已，这种见识那就是比文、武二帝这两位乳臭小儿都不如了。宣宗十六宅中二十年的岁月，又岂是白白虚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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