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皇上多才多艺不让先人，无论是射箭击或是制曲吹管，都能曲尽其妙，但皇上却不甚为意。甚至对于女色，天子也是淡然得很。皇上退朝之后，只做两件事，一是读书。为此天子下令，专门辟置了一间偏殿作为读书之处。有时皇上一进去就是一夜，到第二天早晨，内侍们看见的常常是烛灰遍地、书卷狼籍的情景。二是读书之余，便是召见翰林学士，与他们长谈不倦。
令宫侍感到迷惑的是，皇上召见学士时，全都摒退左右，不让任何人入侍。皇上还亲自整理读过的奏章，经常亲手焚毁其中的一些，然后再吩咐人拿去处理，这也是前朝所不曾有过的事。寝殿的楹柱上，御笔大书“乡贡进士”四字，此外还有许多人名，有时枢密使们偶尔看上一眼，发现其中有些是知名的朝官，有些则不名所以。
皇上的记忆力惊人。不谈别的，整个大明宫中，厕役、洒扫之仆少说也有百十来人，可皇上只要见过面，都能记住他们的名字。皇上若有指派之事，从来都不是吩咐一声了事，常常就是直接说：“叫某某人来”，无一差误。宦官宫婢都暗自心道：简直就是神了！
宫侍们最感到心惊肉跳的时刻，是天子升殿听朝之前的那一会。
皇上这时会突然沉下脸孔，变得面无表情，默默地朝着某个方向肃容片刻，然后更衣、盥手，调匀气息，再慢慢地走向大殿。此时此刻，天子没有发出任何的声响，但这静得让人无法呼吸的气氛，却犹如泰山压顶一般。
在走向金銮宝座的那一刻，皇上能感受到他的背后凝聚着不少疑惧的目光，但这不是他主要追求的。皇上心里清楚，他真正所需要的，是在马上要面对的朝廷百官的眼神里，也要看到这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般的恐惧。
宣宗有办法做到。
临朝之际，皇上的脸上已是一片熙容，接对群臣，往往犹如宾客。朝臣们当然很平静，因此，开始之时，都能奏事甚明，有些劝谏，也敢于上言。皇上在这个时候，总是非常专注地倾听着，有时还在默默地念叨，好像生怕自己会忘记似的。
有一次延英殿合议，事情处理得差不多的时候，皇上忽然笑道：“现在可以说些闲话了！”说着，自己先带头大谈宫中游宴的趣事，引得大家也情不自禁地说些坊里闲话。过了一会，宰相及翰林学士、枢密使们刚刚感到情绪轻松下来时，皇上又突然正色而道：
“卿辈好自为之。朕常恐卿等负朕，以使日后不复得见，再无今日之乐。”
这话说得让诸人猝不及防，人人都是陡然一颤。
皇上的态度变化率皆如此，让人无法揣度。没有暴怒，没有焦躁，甚至没有一丝一毫的严酷处罚，但朝中的中枢要员，却无时无刻不感到战战兢兢。特别是当朝宰相，这种感受尤其强烈。他们有时甚至自己都觉得莫名其妙：天子虽有些刻于用法，但也不失宽仁爱人之风，勤于政事、从善如流，怎么说也能算上英明俭德之君，己辈的忧惧又所从何来呢？
在大中时代初期前后为相的有白敏中、崔元式、崔琮，在大中二年（公元848年）二崔先后罢去，接着便是周墀和马植。其中敏中担任的时间较长，居相接近六年之久，而周、马二人，在位分别只是一年与两年。
敏中的秘诀就是无所建置，一切都惟天子是从，至多也是略作修饰而已。他在相时最大的举动就是清除了李德裕之辈，帮助皇上不遗余力地否定会昌政治，其他的实在无可足道。不过这种人，宣宗却很赞赏。
这倒不是皇上昏庸，宣宗要的就是这种事不关己的宰相。以宣宗的明察秋毫和事事躬亲，有敏中作摆设，那是再好不过了。所以敏中才有可能做了那么多年的宰辅，而其后来的罢相出镇，也就是因为他在开始的时候，对德裕之党处理过重，擅权独行，引起朝野不服的缘故。
周墀就是那位文宗曾经相与痛哭“受制家臣”的人，文宗时颇受重用，先后任翰林学士、中书舍人，武宗时出外任职，宣宗即位后，大中二年入朝为兵部侍郎兼判度支，五月份拜相。
本来周墀应该是能像白敏中一样多做几年宰相的，这是因为在入相之时，有一位极富韬略的人给了他一个忠告。
此人名韦澳，是元和时宰相韦贯之的儿子，是周墀的老部下。当周墀向他请教为相之道时，韦澳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愿相公不要有权！”
这话当时让周墀着实吃了一惊，不过在韦澳的解释下立即就明白了，并还深为叹服。
韦澳的解释表面上是大道理，但实质就是要周墀尸位素餐，无功无过而已。这可算是摸到了宣宗的心里去了，韦澳有这样的见识，真是一个有心计之人，无怪乎在后来成为皇上的心腹。可惜的是周墀尽管接受了这一劝告，也循规蹈矩地坚持了一年，可在最后还是忍不住犯了冲动的毛病，既得罪了一些宦官，又忤逆了皇上，无奈被罢。
此后最主要的宰相就是令狐绹和魏谟。这两人在相时间都很长，正如前期的白敏中，他们与后期的宣宗之政也是密不可分的。
令狐绹是大中时代居位最久的宰相，自大中四年（公元851年）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辅政几达十年。在圣明睿德的天子眼下，令狐绹能如此长久地安居其位，其中当然自有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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