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淮西的吴少诚死后，朝廷委任其子吴少阳为留后就是迫不得已之事，因为其时正对王承宗用兵，无法两线作战，只能出此下策。而进一步妥协以至于委命节度，就显得过分姑息了。对河北属于无奈，若对淮西亦如此，朝廷颜面置于何地？吉甫不徇私情，向皇上直率地表示自己不能接受这一做法。
宪宗经他提醒，也觉得此举实属不当。
二月七日，李藩被改任太子詹事，罢卸相权。这次去职的表面理由是李藩为相成绩不著，所谓“夙夜之勤虽著，弼谐之效未孚”等等，但深一层的原因是皇上的斗志不死，他要以这种做法来表示自己对藩镇用兵的计划并未消歇。
吉甫殚精竭虑，为帝国的宏图大略一步步地做着准备。吉甫胆识超人、不惧鬼神是出了名的，淮南以至京师一带流传着他的许多故事。此次入相，朝野内外对他抱着很高的期望，正是基于他的这种敢作敢为的声威而来。不过，人们还是没想到吉甫的气魄如此之大，他的第一个措施就让长安平地起了一个惊雷。
吉甫在入相不久即奏准天子，开始省官减俸。官多则务繁，员多则费广，在帝国政治中，官署、官吏的多寡往往是清明与否的标尺之一。本朝自玄宗皇帝以后，置吏不精，冗食日滋，“天下劳苦之人三而坐待衣食者七”，这是相当惊人的。无怪乎吉甫要大声疾呼了。
此次行动历时有数月之久，参加的人员有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以及李绛。共减省内外官员八百零八人，诸司以及流外吏员一千七百六十九人，占帝国官吏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是吉甫头一年的最大善政，当然，如此大的政治措施必然也会引起利益被损害者的不满，这不足奇怪。所以，长安城中说吉甫闲话的人不少，有的说他勾结宦官，希图控制皇上的意志；有的说他与其他宰相不合，从而排斥异己；也有的人说他好结朋党，以谋私利等等。吉甫对此一不在意，他似乎无暇去顾及这些捕风捉影之事，罢朝归邸，吉甫总是在书房里研究历年收集的天下山川地形资料，翻阅古书，默默地在胸中算计着丘壤山川的攻守利害，筹划着扼制天下的方略。
人们的闲话只有一点说的不无道理，那就是除了李藩之外，裴垍、李绛的观点与他也有分歧。裴垍不幸病重不治，于这年的七月逝世，李绛在十一月出任宰相，开始与吉甫共理朝政。
李绛最讨厌吐谷承璀的专横霸道，他和吉甫不同，在任何事情上都是言无不尽，他坚持要皇上摒斥承璀。宪宗对此自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多一种互相制约的力量对维护天子的地位当然是没有坏处的。对李绛的直谏，皇上总是用一句话推托道：
“贤卿说得太过分了！”
可是吐谷承璀不省事，受贿为人求职，偏偏又被发觉。皇上觉得这下子可以让朝官相信，天子还是能够端平一碗水，并不因为是近侍之臣就予以姑息。于是对李绛说：
“朕把他贬出京外如何？”
李绛大出意料：“外人真想不到陛下能一下子就这样做。”
皇上很是得意，感到自己真是一位挥洒自如的统治者，略施小术，就能纵横捭阖。他心里好笑，嘴上却语重心长地说：
“此人不过是朕的一个家奴而已，早先念其鞍前马后跟随多年，才不得不假以恩宠。若有违犯，朕除掉他还不是就如同吹去一根毛一样！”
李绎不作声。
就这样，吐谷承璀被任命为淮南监军。承璀一走，宰相提供给皇上的意见自然就少了一些反对，这是一个绝好的形势。但是，二李在某些方面却有着严重的分歧。分歧的重点还是在于是否可以对河北用兵。
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八月，魏博镇发生内乱，节度使田季安因患风病精神失常，杀戮无度，被其妻元氏废去，立其年方十一岁的儿子田怀谏为副使。同当年的成德、淮西一样，藩镇内部发生内讧，总是给朝廷提供了一种机会。
皇上召集御前会议，商量对策，二李终于发生了严重的争论。
吉甫主张兴兵征讨。吉甫并非是过于冲动才倡议用兵，其实他在整个战略上也自有见地。他也知道就目前的强弱来看，淮西是最弱的，而河北却仍然可能是一个大陷阱，但吉甫认为朝廷的力量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粮草供应也有保障，应该抓住每一个战机，而不仅仅是坐以待兔。
李绛反对用兵。他主张施以压力，按兵养威，促使其内部进一步分化，可“不战而屈人之兵。”
吉甫不同意，他说：“目前魏博祸起萧墙，已臻其极，此时不击，他日岂易轻取！”
李绛不以为然：“正是因其内祸顿生，诸将离间，才可不烦天兵。”他转而对皇上说：“臣观察跋扈藩镇已非一日，其辈致命之处在于节度使分兵以隶诸将，希望不使任何人权任太重。但由此带来的是诸将势均力敌，不相制约，加上刑罚严峻，人人畏疑，无不谋变，只是不敢先动而已。倘主帅严明，尚能控制局面，而田怀谏不过是个乳臭小儿，能成何事！臣敢断言贼中祸乱未已，故不必用兵，魏博自有人求归朝廷以图自保。”
天子左右不是，只得改日再议。
第三天，延英殿里李吉甫与李绛又一次展开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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