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甫提出了一大堆理由，认为用兵利大于弊。他向皇上保证，粮草军饷绝对没有问题。
李绛坚持认为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成德，发各地兵二十万，又发神策军远征，天下骚动，耗资无数，而卒无成功，为天下笑。今日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再驱兵征战，恐怕非但无功，反生他变。况且对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请陛下勿疑！”
吉甫还要再争，宪宗摆手止住他：“你二人各有道理。不过就眼下而论，似以暂不用兵为上，但不可不作准备。”皇上顿了顿：“这样吧，敕令各邻近诸道选练兵马，严阵以待。”
事实的发展最后证明吉甫是错误的一方。不出李绛所料，魏博的内乱果然进一步恶化，部将田兴废掉了田怀谏，在朝廷的威慑中，魏博众人都觉得投诚是最好的出路，于是举六州之地上表求归。朝廷立即又派干练的大臣翰林学士裴度取代宦官前往宣慰。不仅任命归顺的田兴为节度使，在李绛的坚持下，宪宗又拨出一百五十万缗作为赏赐，结果田兴感激涕零，士众无不欢欣鼓舞。朝廷的恩威在这时重新恢复了一些光彩。
魏博镇在不沾皇化五十年后重新回到帝国的大家庭中，这一事件的意义犹如当年克复蜀、夏、吴一样，不仅给予其他不法藩镇以强烈的冲击，更使得天子和中央政府坚定了彻底解决藩镇割据的信念。它预示着帝国在年轻天子的率领下，在众多贤相的规划辅弼中，有可能取得近几十年来所重未有过的生机。
皇上再一次地感到一种无上的荣耀和对建功立业的渴求。
在李吉甫、李绛杰出的形象面前，另一位宰相权德舆就显得有点无所成就，更让皇上不满意的是当二李为国是发生争论的时候，身为宰臣，居然不置可否，严重丧失了应有的责任心。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正月，宪宗不客气地停止了权德舆的宰相职权。三月十一日，征召挂宰相衔赴镇剑南西川的武元衡回朝入知政事。这样，三位忠正耿直、富有勇气和才略的大臣同时为相，真是一个难得的局面。
可惜好景不长。相权过于强大，宫中的势力自然就有所消减，皇上既然还试图树立起宦官这一对立的平衡因素，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近臣们老是在皇上面前嘀咕，说宰相们私树朋党。宪宗召来三人质问。
吉甫谢称“不敢”，李绛答道：
“自古人君深恶臣下树结朋党，故小人谗害君子，必借以为口实。君子自与君子相合，岂可一定要与小人相合，才算非朋党否？！请陛下明察。”
宪宗不语，但他内心却不无算计。皇上又变得自作聪明起来，他觉得似乎还是应该保持一种平衡为好，于是他开始想调回吐谷承璀。皇上的早先的话说得太大了，除掉吐谷承璀并非像吹去一根鸿毛那样简单。
一年不到。在元和九年（公元814年）的正月，二李在内外不少人的压力下先后上表请求辞职，皇上挽留了吉甫，却批准了李绛的辞呈。这是他在为重新启用吐谷承璀做准备，因为谁都知道李绛与承璀两人是水火不容的死对头。
吉甫在这一点上又显出了原来的弱点，没有表示反对。照理，他是应该坚决阻止皇上重用承璀这种以逢迎为事的宦官的。吉甫以沉默代替了耿直的规谏，这是他有生之年的又一次错误。
然而吉甫没有停止他的实干，在上一年，他已经把费尽心血所撰就、代表着他对于政治总体策略的三部书《元和郡县图志》、《六代略》、《十道州郡图》进呈皇上。到了今年，他进而把目标转向了淮西，因为吴少阳在九月份也死去了，其子吴元济又擅请袭位并且不听朝命，无论如何到了下手的时候了。
吉甫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进攻，甚至打算亲自赴蔡州劝说吴元济归朝，如其不听，则转而说动其将领倒戈。吉甫的气魄决定了他有不怕冒险、百折无回的决心。
悲哀的是天妒英才，还未等到着手他的大胆计划，十月三日，一代重臣，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大学士、监修国史、上柱国、赵国公李吉甫突患急症不治身亡，年五十七岁。宪宗伤悼不已，厚抚之外，追赠司空之衔。
吉甫虽然没有亲眼看到自己计划的实现，但他却可以死而无憾，因为他最亲密的朋友武元衡继承了他的遗志，同样地为削平淮西而不遗余力。这年冬天，朝廷以严绶为申、光、蔡招抚使，督诸道兵讨伐吴元济，第二年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朝廷正式对吴元济宣战。尽管战事进行了几个月后并不顺利，也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成德、淄青二镇为了切身利害又转而勾结淮西，朝中还有人主张罢兵，但是朝廷仍然没有丧失主动，在武元衡的主持下，到了五月底，中央军队逐渐开始对敌方形成了压力。
天下事相辅相成，此长彼消，现在轮到那些藩镇犯错误了。
短暂的中兴(5)
五
这几个月来战局的实际情形很微妙。
淮西吴元济深知自己是这场战事的惟一目标，根本无法逃避。于是义无反顾，一门心思地顽强抵抗。二月，在磁丘击败由严绶统率的主力部队，推进了五十余里，占据了唐州，同时又打败了寿州团练使令孤通的一支军队。开始的一个时期里叛军声势颇著，而朝廷方面却似无成效，只有忠武节度使李光颜取得了几次战役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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