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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与权势:谁掌管美国_[美]大卫·哈伯斯塔姆【完结】(101)

  他的不少自由派仰慕者对此大为吃惊,其间的关系是一个典型的症候,表现了李普曼和自由派之间的距离。自由派始终希望李普曼比真实的他更加自由。当时,自由派是世界主义者,他也是。他们慈善,具有善良的意愿,他也如此;他们不受清规戒律的束缚,倾向于社会的改造,他却不尽然。因为他不是空想家。他崇尚理性,讲究礼仪,热爱秩序,这一切都建立在他的冷静而智慧的思想之上。他希望美国在有秩序的文明世界中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他害怕愤怒、激情和暴力,这些对他始终是一种威胁。不管怎样,他是一家十分富有的德国犹太豪门的独苗,他多少受到娇宠,是一个颇为讲究的年轻人。他喜欢控制自己的情感,对自己的背景分外敏感。〔李普曼七十岁时,他的一些年轻同事和崇拜者为他出版一本论文集,约请李普曼幼时的朋友,当时全国知名的精神病专家卡尔班热(Carl Binger)写一篇关于他孩提时的文章。班热欣然从命。但是他强调他知道的事情中有一件不能提,此事关系着他和李普曼之间的友谊。他不能说沃尔特是犹太人,否则沃尔特是不会原谅他的,再也不会和他说话了。他绕过了下面这个事实:李普曼曾经在萨克斯博士(Dr.Sachs)的男子学校就读过,当时该校是普通犹太人送男孩子读书的地方。〕

  李普曼的专栏从一开始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给《论坛报》注入了活力,使该报一跃而起,和《时报》并肩媲美。如果说《时报》向读者提供了更多的新闻,那么李普曼在《论坛报》使世界变得更易于理解。他在纽约写了八年专栏文章,于1939年到了华盛顿。这个行动同样具有象征意义。他在华盛顿的岁月标志着美国得到了超级大国的地位。在他看来,华盛顿不仅是这个国家的首府,它正在成为整个西方世界的首府。李普曼将呆在那里,作为一个举止文雅的华盛顿人呆在那里,呆上整整二十八年。

  他从未在编辑室内工作过,但他是一名记者。他称自己的专栏为“今天和明天”(Today and Tomorrow)。他确信他提供给读者的最要紧的东西是某种思想,某种洞察事物内在关系的能力,这是当今读者在局势的变化面前不至于目瞪口呆所必需的东西。他不着笔于政府的琐碎杂事,不着笔于华盛顿天天都有的令人眩晕的谣传,也不着笔于当时显赫于新闻同仁笔下的官僚体制内部小派别之间的争斗。他的视线从来就盯着更广阔的天地。他对小事不感兴趣。他有足够的能力在他的专栏中报道重大的内幕消息。看来他更像一个世界的人,他比任何记者都更像一位真实的国际主义者(这可能得力于他的旅游,也可能得力于他的整个背景)。在他的作品中很少表现出跨国间的障碍,他高居于影响着大多数记者的褊狭无知的民族主义之上。他是历史的产儿。他先于国务院意识到中苏分裂的可能性,他的预料绝非出于偶然。他在越战之初就和国务院意见相左,他是从越南传统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从共产主义的板块来认识越南战争的,这一点也不令人吃惊。

  那个时代年轻一点的记者,诸如赖斯顿、马奎斯蔡尔兹、理查德罗维尔(Richard Rovere)、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埃里克塞瓦赖德、默罗等人尊敬他,从他那里吸取养料,好像陷入了他的思想框架。同时,李普曼在日常写作中糅进的丰富的思想,博大的历史感,震动着、推动着这批记者。他的世界观仿佛超越了时限,光泽永存,好像他是一个19世纪的人,设计来报道20世纪的怒火。其他人都感到自己在时局的压迫下喘息,唯独李普曼始终有时间从容不迫地思考。在现在的局势下记者们都脆弱不堪,而他却达到了强力的顶点。二次大战后,美国勉强肩负起巨大的新的全球责任,李普曼已经五旬又半,按照新闻界的标准已经到了光荣退休的年龄,李普曼的一生都在为眼前这个时刻的到来进行准备。而那些杰出的年轻记者由于技巧的作用,在一些情况下,起码在自己的意识中越过了自己正常的能力范围。当他们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李普曼早已达到了彼岸,不仅遥遥领先于他们,还常常走在国务院的前面。

  李普曼稳稳地控制着自己的生活,令人羡慕。其他记者成了时局的囚徒,当美国和苏联揭开面纱,露出新的变化迹象时,他们不得不在最后一分钟匆匆去进行计划已久的休假。李普曼却从未陷入手忙脚乱之中。他在一年之始就确定了自己全年的安排;什么时候在华盛顿,什么时候去纽约,他每年都要上那儿看两个星期的戏,什么时候和海伦(Helen)一起举办每年两次的宴会,什么时候去缅因消夏,什么时候开始每年一度的欧洲之行。在他生命的后期,每逢大选之年,他就稍稍改变消夏安排,从缅因提前赶回华盛顿。他的赶回竟然不是为了报道全国代表大会,他无意于做历史如此直接的见证人,他提前回来仅仅因为华盛顿房子的电视效果比缅因的度假房子好得多。他生活的其他时间完全像一架不断重复而有节奏的机器。早晨定时起床,九点以前阅读所需报纸,然后从容不迫地写专栏文章。十二点半一辆黄色轿车从《邮报》驶来,带走稿件。然后他离开家到市政俱乐部进工作午餐。他的门徒赖斯顿曾戏谑地写了李普曼生活中唯一实在的艰难:这位哲人和纠缠不走的嘲鸟(mocking birds)之间的无休止的斗争,这些人打扰了他的工作,而他呢,既不愿意听他们的唠叨又不愿意伤害他们的感情。最后他堵住烟囱,让烟堵住他们的嗓子,才解决了这个微妙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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