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他年龄小的同事清楚，他是优秀的新闻记者，只是采访方式与众不同。《纽约时报》是唯一一家拥有大批驻外记者的报纸，他利用该报作为自己的私人新闻部。他和赖斯顿接触密切，从而获得有关国内政治的简明摘要。每当《时报》有精明的年轻记者从远方归来，李普曼都通过赖斯顿安排一次午餐。李普曼几乎遍请了华盛顿所有的优秀年轻通讯记者。这位博学之士和文明程度较差的人之间的拉拉扯扯，可以被看做脑力成果的巨大掠夺。一次，他告诉一位才从非洲回来的记者：“有人说我必须了解非洲的事情，可我现在对付亚洲已经够困难的了。请你帮帮我的忙，谈一谈有关非洲的事，好吗？”谁不会为这份荣耀而动心，把脑子里的东西和盘托出呢？李普曼获得了他所需要的全部信息，而自己却一无奉献，他不能允许年轻记者向他发问。对于这位年轻记者的回报仅仅是，他可以说，他曾和李普曼共进午餐，这是自己事业上升的实实在在的证据。李普曼就是以这种方式保持自己的青春，避免思想的老化，陷入过去经验的樊笼。（对过去经验的摆脱确也带来了麻烦。在他垂暮之年，人们决定为他写传，《纽约客》的理查德罗维尔入选，担负此任。他欣然从命，开始和李普曼交谈，了解他的生涯。他常常问，他为何要担任某个职务，在某件重要政治事件中起了什么作用，他对二三十年前发生事件过程的记录。李普曼很乐意帮忙，连具体细节也不漏掉。但是，当罗维尔着手将老人的回忆和包括他本人日记在内的其他消息来源核对时，发现了许多不合之处。太多了，足以危害整个工作。他最后心灰意冷，罢手不干了。）
不过，李普曼塑造了一代人。由于他的出现，大大提高了这个行业的地位，使它变得更加受人敬重，更加高尚。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行业成了一个真正的专业。值得一提的是，他对赖斯顿这类人，以及更为年轻的本布拉德利一类人的巨大影响，这些人是两代人中跃起的新星。新闻不仅仅是事实，不仅仅是新闻简报，新闻必须解释事物，新闻必须拥抱思想。
为了雇用李普曼，格雷厄姆付出了助手们认为过于昂贵的价钱。凯也持同样看法。若干年后，李普曼去世，有人谈起为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李普曼讲席捐款的事。当哈佛大学官员和凯格雷厄姆谈起此事时，他们发现虽然沃尔特曾是她重要的朋友，她对此事却十分冷淡。她认为，她的家族在沃尔特李普曼在世时已资助过他了。但是，就不少方面而论，菲尔是对的，李普曼值这个价，天下只有一个李普曼，将李普曼纳入该王国内，钱花得值得。格雷厄姆对李普曼为《新闻周刊》和《邮报》做出的工作深感满意，他决定送给他一辆大型轿车。他为自己的慷慨自鸣得意，不料李普曼不喜欢这个礼物，打算换车，这大大刺伤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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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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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淡化猪湾事件
菲尔格雷厄姆的病眼下时时发作，甚至暴露在外人面前。《新闻周刊》的一位年轻记者打算辞职，他去见格雷厄姆。格雷厄姆想留住此人，开始他很有魅力，除了温存的话，就是赞扬的话。几分钟后，当他明白这位记者确实打算离职时，他勃然大怒：“你们这些刺头都一个样，你们在这里除了索取就没有别的。”《华盛顿邮报》的上层人物察觉他的病状已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他的病的起伏周期越来越短，病情越来越危险。一开始，《新闻周刊》无人想到他有病，他们不了解他，他在华盛顿，而他们在纽约。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反应敏捷，精力充沛，才智卓越的人，即便为他本人的利益着想都显得反应过快，好像总是领先他们三步之遥。他待他们很好，遵守诺言，扩大了预算，增加了收入。他为人随和，不拘泥于形式。（当他在卡莱尔召集第一次高级编辑会议时，他曾问埃利奥特他们这些人都是什么类型的人。“我应该随便到什么程度呢？为他们我必须穿鞋和穿袜子吗？”不，当然不，埃利奥特说，他们都很随便。他们随随便便地到了他的房间里，他走到门口，光着个身子，只披着一块浴巾。埃利奥特确实说过大家都很随便，可是，菲尔，这是否太过分了点？午饭吃得痛快，只是在最后，有人眼光朝下一扫突然看到一颗白药片，那是镇静药。是谁的？大家争了一阵子，菲尔格雷厄姆认为药是他的，可另一个编辑说药是他的。）买下该杂志的头几个星期，他常常亲临报馆，不久，他就离得远远的，编辑们只当做是对他们的信任。一个月后，出现了猪湾事件（the Bay of Pigs），是由他在白宫内最好的朋友策划的。奥兹埃利奥特想，如此严重的事件，至少应该告知出版人，于是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埃利奥特说：“你最好回想一下艾克八年来的情况，想想哪一件事比这更糟糕。”
电话里一片沉寂，埃利奥特还以为电话出了毛病。过了一阵才听见格雷厄姆的声音，“我没放话筒，不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开口前必须认真考虑考虑的……”他又停了一阵，最后说道：“没有，我想没有，不过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件。”所以《新闻周刊》对猪湾事件手下留情。
《华盛顿邮报》对猪湾事件也是低调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报界和国家安全领域的头面人物之间就有一种温情脉脉的友谊，一种在目标问题上的中和倾向和内外一致对敌的团结。肯尼迪执政后，情况更是如此。肯尼迪和格雷厄姆是同一代人，背景一样，态度相同，目标一致。他们频繁会面，互相信任。记者们在报道劳工争端或政治争端时能与任何微小的操纵势力划清界限，保持不偏不倚。但是，在国家安全的诱惑性号召面前，他们变得分外脆弱。做一个好公民。国家必须统一。这种号召和需要在华盛顿尤其盛行，政府是一个企业，在对付国外的买卖中，尤其在那些不公开的买卖中凛然不可侵犯。政府的规范在华盛顿格外神圣，孤立违章者的本领实在而真实。此地，新闻界的佼佼者和负责人与政府中的同类一起成长，他们曾在同样的学校读书。中央情报局特别留意研究那些出身名门并在华盛顿政府接见厅进进出出的影响最大的新闻记者，这些人的教养和前程本身表示出他们不会参与不体面的活动。作为社会的缩影，它显示出新闻界的社会弱点。再说，华盛顿城可以看做一个联合公司，菲尔格雷厄姆凭借他的权力基地，凭借他个人的活力和创造力，成为该公司的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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