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对他的自杀出现了两种多少有些对峙的意见。两位医生认为这是狂郁症的特征，他一直踏着顺利的坦途，一下子堕入了深渊。他们感到让他回家是一个大错误，他还没有具备获得这种自由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本身就是一个麻烦。对他的医生来讲，这位病人过于机敏，左右他人的能力过强。但是，斯科蒂赖斯顿和迪克克勒曼这类朋友却有不同看法，他们感到他本人完全清楚他自己的行动。他回到家里，审视了自己的一生，明白自己的病状，知道没有彻底康复的希望，或者知道即便有药物延缓，自己也再不会成为过去的自己。再也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他了。事实上，他给自己做了诊断，自己是个智力残缺者，唯一的办法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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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位电视总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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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尔戴高乐的生活圈子里有一个国家控制的电视网，他为所有的总统讲话，说文字记者全和总统做对，而电视则是属于总统的。这是政治家对新闻界的经典看法。报界常常可以出现过多的牢骚抱怨，过多的动机分析，过多的怀疑散播，而电视广播，尤其是国家主要行政长官利用的电视广播就没这些逆反因素，它既直接又有力。报刊主要对读者的问题做出反应；电视广播则主要留意于政府的权力和官员的状况。杰克肯尼迪肯定是持上述看法的。如果说共和党政治家认为所有记者都是民主党人，对他们持敌意，杰克肯尼迪则如大多数，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内的民主党政治家一样认为所有的出版人都态度保守，所以都是共和党人，都集合起来和他做对。肯尼迪引用事实证明几乎没有一家民主党的报纸。他几乎没得到过报界的支持。他认定，在这种格局中电视是抗衡的武器，他对派往联邦通讯委员会（对此领域他没多少兴趣）的人说，他唯一的意见是好好地对待电视广播公司和广播站。他没发现广播公司和他有很大的对立。几个月前他们曾有不恭之处，缺乏明朗的支持，现在则急于讨得他的欢心。会不会有人认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倾向于约翰逊而孤立了自己呢？不过，他们很快就改变了态度。布莱尔克拉克几年前只是巴黎办事处戴维舍恩布伦的助手，因为他是杰克肯尼迪大学时的密友，所以几乎转眼之间他就提升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总经理。克拉克的上司向他保证，提升之事与他和肯尼迪的密切关系无关，属于正常的工作安排。此话可能是真的，不过，肯尼迪刚一遇刺，他也就被解除该职。
“不用写下来的电子宪法修正案”
不管怎么说，实际情况是，肯尼迪先参加竞选，继而出任总统，创造了全新的权力平衡。不仅反对党的影响锐减，更为基本的是改变了政府的平衡，总统权力扩大，其他部门的权力减弱。其意义已超出了民主党总统和共和党之间的对抗，而是总统与整体的对抗，党派的分歧烟消云散。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都发现自己与政权的关系比和政党的关系更深。由于在政府结构中受到的相同的反对，使他们结伴为伍。电视成了性命攸关的武器，一位前政府官员把这称为不成文的电子宪法修正案。电子修正了宪法，这件事发生在肯尼迪任期之内并非一种因素使然：肯尼迪本人的风采、相貌和信心；电视机涌向寻常百姓家；技术大发展，摄影师和记者可以真实报道过去无法真实表现的事情；在他执政中期出现了半小时的新闻播放，成倍增加了政治新闻的前景，成倍扩大了全国电视范围——它的观众扩大了两倍；最后，政府的其他部门要想以相同的方式打进电视，不论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方式，都显得软弱无力。
电视不仅改变了权力结构，也进入了权力结构。如果说当时没有人能够领悟这一点，那么起码肯尼迪明白他可以从中得到实惠，新的秩序使别的政治家感到威胁和压力，而他却如鱼得水般地适应了它。其他总统将新闻界和记者招待会当做接近全国人民，传递消息，同时获得消息的手段。而肯尼迪则将记者招待会作为自己的生活，在这种生活实践中积累自己的思想，塑造自己的形象。在他的幕僚中有一些人，如腊斯克和索伦森（Sorensen）对此表示反对，他们担心如果肯尼迪稍有失言就会将世界导入战争。但肯尼迪一开始就相信，这个办法一定会生效，事实果然如此，记者招待会成了政治舞台的延伸，记者成了他的马前卒，他的眼更明，脑子更灵，更精于算计，长于控制，能力大大增加。对记者招待会的掌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摆弄政治气候；他表现出比实际上更强的控制能力。
例如，猪湾事件纯粹是一场灾难，完全是一场由肯尼迪的错误所导致的灾难，但是，电视上的猪湾事件却不是一场灾难，事件现场没有摄像机；虽然对事件的反映上了电视，但是肯尼迪有力量，手握权柄，胸有成竹对付此事。首先他将国家安全置于第一位，而把所有关于事件如何发生的质疑搁置一旁，经过如此精心炮制之后，摆出一副完全控制着局势的模样，他承担了责任，却什么也未说明。难怪对他的赞美声四起。一年后，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他以同样的方法利用电视和外来威胁，将全国人民和他紧紧捆在一起。空间发射必须报道——空间发射是全国的大事，英雄们应该受到总统一样的欢迎和赞誉，宇航号的成功包含着他的胜利。于是，他成了该计划的参加者，他参加进了这个成功的现代计划，和年轻、英俊、充满活力、勇敢、受人尊敬的宇航员站在一起。宇航员表现美国在前进；宇航员、肯尼迪和杰姬在一起则表现出美国和肯尼迪在前进，肯尼迪家族迅速接纳和赞助第一名宇航员英雄约翰格伦，绝非出于偶然。当时国内问题较小，起码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国家和政府的视线仍集中了外交政策和外交危机，而总统则是外交政策上国家利益的代言人，起码他被人们认作是这样的代言人。不仅由他界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而且由他利用这个日益重要的国家的工具，民族的声音，电视。这两方面形成了一个大功率的结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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