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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尔•格雷厄姆之死（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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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路：自杀
凯经受着煎熬。大大小小的羞辱似乎永无尽头。电话铃一响，好像就会带来又一个新的蔑视。当然，她想象得到，这些并不是真正的轻蔑。风波接近尾声时，她曾去纽约看芭蕾舞，同去的朋友全是凯派人物。《新闻周刊》办公室联系的票，但是秘书出了差错。日子搞错了，当她和朋友一起走进剧院时，被撵了出来。她确认这是菲尔蓄意想在朋友面前羞辱她。后来，秘书写来了分外谦恭的道歉信，缓和了她受的打击。她痛苦，不仅为了自己，还为了他。她爱他，明白他失去了控制。他强烈地伤害了她，同时她却千方百计地拯救他。他宣布离开她时，还打算继续控制报纸。他的医生告诉她，不要和他公开较量，他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稳定，她的任何挑战都会把他推入深渊。所以，她至少在表面上保持沉默，似乎她将拱手献出报纸。
她的母亲阿格尼丝迈耶却不是这样安静。当年她已做好准备向菲尔挑战，在这一点上，凯远不及她。阿格尼丝生来就是一员骁将，她喜欢女婿胜过女儿。菲尔的魅力始终博得她的欢心，他叫她“祖母”，他能哄着她做任何事情，甚至签署一百万美元的支票资助华盛顿的垒球队。“没什么，祖母，我们签一张支票吧。”阿格尼丝就签了。而现在，她把自己的部队集结于女儿的麾下。报纸是她孙子的，决不允许这个男人把它夺走，把迈耶家的财产夺走。（“真有些奇怪，”当战争正酣时她说，“报纸上一点也没有登载有关此事的消息。”）她为凯举办了一个盛大集会，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参加了，显示了对迈耶家的忠诚。她还让菲尔格雷厄姆明白他无法解雇拉斯威金斯和阿尔弗兰德利。
然而，格雷厄姆却执意要埃德威廉斯（Ed Williams）为他办理离婚，以便和罗宾结婚。似乎已无回旋余地了。此刻，威廉斯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和菲尔格雷厄姆的关系非常密切（友谊联结的部分原因是下列事实：威廉斯的第一个妻子是他任职的那家很有声望的法律公司领导的女儿），在他患病的最后年头，两人的关系便趋密切。埃德威廉斯不大了解凯格雷厄姆，对她也没什么特殊感情。但是，他清楚菲尔格雷厄姆已经重病在身，从任何意义上说，现在都不是离婚和再婚的时候。只有等朋友病情好转之后，才有这种可能。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应是在不伤害友谊和信任的同时，减缓他的要求，拖延离婚的进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1963年年初，格雷厄姆逐渐脱离纽约的报界罢工，进入狂躁期，从那时起，六个月里，威廉斯都表面上张扬着给菲尔办理离婚的事。他在华盛顿来回穿梭，其意是不给人留下菲尔格雷厄姆失常的印象。他让人们知道他们为什么成了好朋友，他正在给他办理离婚案，菲尔一切正常，明白自己所做的事。然而，在他拖延的过程中，凯格雷厄姆对此一无所知。就她而言，威廉斯是一个靡菲斯特［3］式的人物，是一个红色分子，千方百计想从她和她的孩子手里窃走报纸。但是在六个月的时间中，格雷厄姆催促，威廉斯拖延，一直你来我往没有停止。威廉斯等待着菲尔脱离狂躁期，他尽力让罗宾从角逐中消失。
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1963年，菲尔和罗宾去菲尼克斯（Phoenix）参加出版商大会。两人在那儿呆了一个星期，那是难熬的一周。他不断宣称打算和她结婚，眼下在此就可成亲。他大量酗酒，对她有些粗暴，显而易见他的举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荒唐。大宴之夜，他喝酒过量，惹是生非。发言人之一是华盛顿《明星》报的本麦凯尔韦（Ben McKelway）。出版商-编辑会议上的讲话一般都是一番洋洋洒洒的自我陶醉，大谈新闻的伟大和自由，但是，菲尔格雷厄姆对此也不能容忍。他上台发表了一篇异乎寻常的粗野的讲话，攻击在座的所有人都是大腹便便的混蛋，都害怕真理，他擦屁股都不愿意用他们的报纸。这些话近乎于污言秽语，当然并非全无道理，他讲起来好像没个完，最后还是麦凯尔韦的妻子走上台，轻轻握着他的手，对他说，他讲得很好，不过讲得够多了。
华盛顿的人明白这次发作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厉害，他们派了两名精神病专家前往菲尼克斯。同时还派去埃米特休斯，此人最善于对付陷于这种状况中的格雷厄姆。休斯与二位医生会合，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迫使用体力对付他人，三人把格雷厄姆按住，给他注射药物。杰克肯尼迪派出了总统专机，三人总算把他弄上了飞机，但没能阻止他在机场打倒一名私家侦探。飞回华盛顿后，他们带着他穿过国家机场的专用通道。在小客厅里有好些《华盛顿邮报》职员，他们穿着灰色制服，神情紧张，此外，还有一位老太太，显然不属于他们这批人。菲尔格雷厄姆只穿一件睡衣，终于走进候机室，周围跟着医生和随从，老太太盯着这批古怪的人，惊呆了。脸上的恐惧显而易见。菲尔格雷厄姆尽管病到如此地步，仍未失去自己的色彩。他望过去，看见她脸上骇然的表情，便说了句安慰她的话：“没什么，老太太，我患了癌症，如此而已。”
没多久，他回到了凯的身边。1963年6月末，他自己提出，到了位于马里兰州罗克维尔（Rockville）的一所私人精神病中心切斯特纳特洛奇（Chestnut Lodge）医院。实际上，有报告说格雷厄姆逐步接办了该医院。时值初夏，气候宜人，凯每天来看他，送来午饭，和他一起打网球。据报告说他的病情发展极好，渐渐允许少数朋友前往探视。7月底，奥兹埃利奥特应允前往，他发现菲尔格雷厄姆心情很好，显得温和而高兴，他感到吃惊。埃利奥特带来了第一份电子计算器的计算报告，一篇很有胆略的报告，指出《新闻周刊》从未研究过黑非洲。报告是和民意测验专家卢哈里斯一起搞出来的，本身就是一篇令人倾倒的文章，每一个统计数字好像都能刺激起更大的胃口。当天风和日丽，埃利奥特和格雷厄姆坐在草坪上详谈，另一头，一个病人正在无休止地狂呼乱叫，满口污言秽语。开始他们想不理睬他，不过，格雷厄姆终于开口说道：“你觉得我的朋友怎么样？”埃利奥特问：“他常像这样吗？”“总是这样。”格雷厄姆说。两人好一阵子沉默不语，后来格雷厄姆说：“我刚来时真担心自己会沉沦到那个地步。现在病情好转了。我看不见彼岸，但我知道，他就在那儿。”埃利奥特很高兴，天气，格雷厄姆对这项研究的兴趣，周围恬静的环境都使他感到高兴。看来他正在不断好转，人们都认为他正在好转。因此，医生允许他周末离开医院。1963年8月3日，菲尔格雷厄姆，他那一代人中最光彩照人的人物之一，一位贡献如此之大，而自我完善又如此之小的人，在他四十八岁的时候，开枪自杀了。凯当时正在另一间屋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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