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派是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大都是新一代的政治家和地缘政治思想家。他们认为，日本作为富裕和成功的民主国家，既有机会也有义务使冷战后的世界与以前确实有所不同。日本也可由此而赢得全球的承认。日本有资格得到这种承认，因为它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而历史性地跻身于世界少数几个真正伟大的国家之列。早在80年代，中曾根康弘首相就曾经预言这样一种更强有力的日本态势将会出现。但是，在预言这一前景方面更为人所知的或许要首推1994年发表的颇多争议的小泽委员会报告。该委员会报告的标题颇能说明问题：《新日本的蓝图：一个民族的反思》。
该委员会是以其主席，即迅速崛起的中间派政治领袖小泽一郎的名字命名的。该报告主张，应该对日本等级森严的政治文化实行民主化，并对日本的国际态势进行反思。报告要求日本成为“正常的国家”。建议在保持日美安全关系的同时，日本应摒弃在国际上的消极被动姿态而积极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政治中去，尤其是应该在国际维和努力中起带头的作用。为此，该报告建议撤销日本宪法中对向海外派遣日本武装部队所作的限制。
对于日本成为“普通国家”的强调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却内含这样一种想法，即日本应在更重要的地缘政治方面从美国对安全事务的包办下解放出来。鼓吹这一观点的人往往争辩说，在有全球重要意义的问题上，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代表亚洲说话，而不是自动地追随美国的领导。可是，他们在诸如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作用和朝鲜前途等敏感问题上却仍然保持那种有自己特色的含糊其词，同他们更传统的同僚们并无多大差别。因此，在有关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都持有迄今依然强烈的那种日本倾向，即在这两个问题上仍旧让美国去承担首要的责任，而日本仅在美国做得过头时发挥一点降温作用。
及至90年代的后半期，这种偏于积极的现实主义派倾向开始在公众思潮中占据主导地位，并且对日本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1996年上半年，日本政府开始谈论日本的“独立自主外交”，历来谨小慎微的日本外务省煞费苦心地把这个词翻译成为意思较含糊的（看起来也就不那么针对美国的）“偏于积极的外交”。
主张第四派取向的国际空想主义者的影响不如前三派大，但偶然也能给日本的观点注入更为理想化的言辞。这一派往往公开地同如索尼公司的盛田昭夫之类的杰出人士联系在一起。这些人士本身大大地突出了对道义上可取的全球目标作出明确承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因为日本不必承担地缘政治责任，这些空想主义者常常乞灵于“全球新秩序”的概念去号召日本在为世界大家庭制定和推动一项真正的人道主义议程方面充当领袖。
所有上述四种取向，在一个关键性的地区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更加多边化的亚太合作的出现是符合日本利益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合作将产生三种积极的效果：有助于套住（也含蓄地限制）中国；有助于把美国拖在亚洲，即便其支配地位将会逐渐地削弱；有助于减轻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因而有助于加强日本的影响力。虽然在地区内形成一个日本的势力范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地区内，特别是在那些对中国力量的日益增长感到不安的沿海国家里，日本获得某种程度的敬服或许还是有希望的。
所有上述四种观点也一致地认为，小心谨慎地培养同中国的友情远比对中国实行在美国领导下的直接遏制要好得多。事实上，美国领导下遏制中国的战略设想，或者甚至在日、美支持下由菲律宾、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结成抗衡中国的非正式联合体的主意，对于日本外交政策机构来说也并无太大的吸引力。在日本人看来，任何类似努力不仅要求美国在日本和韩国无限期地大规模驻军，而且由于制造了中国的地区利益和美日的地区利益之间容易起火的地缘政治重叠，可能成为会自动实现的关于将同中国发生冲突的预言。有些保守的日本人受到日本和台湾特殊关系设想的诱惑曾在1996年成立日台议员协会，以推进这个目标。中国对此作出了意料之中的敌对反应。其结果势必阻碍日本渐进式的解放和威胁远东的经济繁荣。
由于同样的原因，很少有人赞同采取相反的政策，即日本和中国之间大妥协。这样一种古典式的联盟关系大逆转的地区后果将是形势更加不稳定：美国将从本地区撤走；朝鲜半岛将立即被置于从属于中国的地位；日本将不得不听凭中国摆布。除了也许有少数极端主义者会欢迎以外，这不是一种诱人的前景。由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上的边缘化和在历史上受到鄙视，已无其他东西可以取代这样一个基本共识：即同美国的联系仍是日本最主要的生命线。失去了同美国的联系，日本既不可能确保稳定的石油供应，也不可能在中国的核弹（也许不久后还有朝鲜的核弹）面前保护自己。唯一真正的政策问题是，如何最恰当地运用同美国的关系推进日本的利益。
相应地，日本人根据美国的愿望一直在加强美日军事合作，包括看起来是把合作的范围从较为具体的“远东”扩大到更为广泛的“亚太方案”。1996年初，在复审所谓的美日防务指导方针时，日本政府也把这一方针的适用范围作了扩大，可能使用日本防卫力量的范围从“远东有事”扩大到“日本周围地区有事”。日本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向美国让步是受到了下列原因的驱使：越来越怀疑美国长期驻留亚洲的能力；担心中国的崛起（和美国对这一点看起来所怀的忧虑）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仍可能把一种日本所不能接受的选择强加于日本：要末站在美国一边去反对中国，要末没有美国而与中国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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