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来说，这一根本性的两难处境也包含着一种历史的必然性：由于争取成为地区性主导大国的目标行不通，而在没有地区基础的情况下要成为真正全面的全球性大国又不现实，那么，自然的结论是，日本获得全球性领袖地位的最好办法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的维和活动和经济发展。通过利用美日军事同盟保障远东稳定而又不让自己卷入反华联盟的办法，日本能够稳妥地为自己确立一种独特而又有影响的全球性使命，成为推动真正国际性的、更加有效地机制化的合作的大国。这样，日本将取得类似加拿大的地位，但要比加拿大更加强大和更具全球性影响：成为一个由于建设性地运用自己的财富和力量而得到人们的尊敬，而又不使人害怕和反感的国家。
美国地缘战略的调整美国政策的任务应为：确保日本作出上述选择，中国崛起而在本地区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不致妨碍东亚力量的稳定三角平衡关系。努力处理好同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和维持包括美国在内的稳定的三方间相互作用关系，这对于美国的外交技能和政治想象力将是严峻的考验。消除过去那种认为日本的经济上升会导致所谓威胁的成见和消除对中国的政治能量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给必须奠基于仔细的战略估算的政策注入冷静的现实主义。这种估算是：如何把日本的能量纳入国际方向和如何把中国的力量引入区域性妥协。
只有这样，美国才能在欧亚大陆的东部形成相当于欧洲在欧亚西端的一个协调的地缘政治结构，即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的地区力量结构。可是，同欧洲情况不同的是，在东部大陆不会很快出现民主的桥头堡。相反，美国同日本重新确定了方向的同盟必须成为美国同在该地区举足轻重的中国之间实行妥协的基础。
从本章前两节所作的分析中可以得出若干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地缘战略结论：有关中国是下一个全球性大国这样一种流行的看法孕育着反对中国的偏执狂，并在中国内部培育着妄自尊大的思想。对于中国将肯定成为下一个全球性大国的恐惧，往好处说是为时过早，往坏处说，则可能会成为自行实现的预言。因此组织一个旨在遏制中国上升为全球性大国的联盟会产生消极的后果。那样做只会确保一个在地区内有影响的中国变得敌对。同时，任何这种努力都会使美日关系趋于紧张，因为大多数日本人可能会反对这样一个联盟。根据这一情况，美国应该不再要日本在亚太地区承担更大的防务责任。这种努力只会妨碍稳定的日中关系的出现，同时还会使日本在本地区进一步陷于孤立。
但是，正因为中国事实上不可能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也正因为如此，对中国实行地区遏制的政策不明智，把中国作为全球性的重要棋手来对待才可取。把中国拉进更广泛的国际合作之中并赋予它所渴望的地位，能收到钝化中国民族雄心的尖利锋芒的效果。朝此方向可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吸收中国参加世界主要国家七国集团的每年一度的首脑会议，特别是既然俄罗斯已被邀请参加，就更应让中国参加。
不管表面现象如何，实际上中国并无很大的战略选择余地。中国持续的经济成功严重依赖西方资本和技术的流入和外国市场的准入。正是这一点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选择。中国同一个不稳定而且贫困的俄罗斯结盟，是不可能拓宽自己的经济或地缘政治前景的（而对俄罗斯来说，这将意味着从属于中国）。即使玩这种主意对中、俄双方都有点儿策略上的诱惑力，但这毕竟不是一项可行的地缘战略选择。援助伊朗和巴基斯坦，对中国来说具有更直接的地区和地缘政治上的意义，但也不可能以此作为认真谋取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出发点。如果中国感觉到，美国（在日本的支持下）在阻挠其实现民族的或地区的抱负的话，那么组织“反霸”联盟可能成为最后的抉择。但是，那将是个穷困国家的联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们将继续一起贫困下去。
大中华作为地区主导大国正在崛起。既然如此，这个大中华可能试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邻国，而这可能导致地区的不稳定；或者大中华也许会沿袭昔日中华帝国的历史传统而满足于较为间接地施展其影响。将来出现的是霸权主义的势力范围还是较模糊的受敬服的范围，部分地要取决于中国政权专断的程度，也部分地取决于起关键作用的外部棋手，最主要是美国和日本对大中华的出现作出反应的方式。简单的绥靖政策会怂恿中国采取更加过分自信的姿态，但仅仅采取阻拦大中华出现的政策，也可能导致类似的结果。在某些问题上采取审慎的让步政策，在另一些问题上则采取（对中国的行动）划出准确界限的政策，或许能够避免发生上述两种极端的情况。
无论如何，在欧亚大陆的一些地区，大中华可能发挥同美国在一个稳定而政治上多元化的欧亚大陆方面的大地缘战略利益相匹配的地缘政治影响。例如，中国对中亚日益增加的兴趣，势必会限制俄罗斯谋求在莫斯科控制下实现任何形式的政治重新一体化的行动自由。与此相关，在有关波斯湾的问题上，中国对能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将在保持自由进入产油地区以及产油地区的政治稳定方面与美国具有共同利益。同样，中国支持巴基斯坦抑制了印度企图使巴基斯坦从属于印度的野心，并可抵消印度在阿富汗和中亚问题上同俄罗斯合作的意向。最后，中国和日本参与东西伯利亚的开发也同样有助于促进地区的稳定。应该通过持续的战略对话来探索这些共同利益我在1996年同中国国家安全和防务方面的最高级官员会晤中，认清了如下一些作为这种对话基础的共同的战略利益（有时有意地用含糊的提法）：①一个和平的东南亚；②在解决近海问题中不使用武力；③和平统一中国；④朝鲜的稳定；⑤中亚的独立自主；⑥印巴间之均势；⑦经济上充满活力和国际上善良的日本；⑧一个稳定但是不太强大的俄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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