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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_杨少衡【完结】(16)

  “你父亲的事你妈最清楚。”

  “大舅知道,不能跟她提。”

  大舅对父亲了解也不多。父亲跟大舅一家人本无关系,只因从台湾流落大陆,租住外公家房子,才进了大舅家门。如果不是大舅家境败落,不得不出租房子,也不会有后来那些事。当时没人想到母亲会跟这个房客好上,不顾家人反对,跟着一起跑了。

  “那些事我知道,都过去了。”大姐说。

  大舅记得当年父亲有时像个阔少爷,有时像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父亲有一张照片,是在台湾一所教会学院读大学时照的,照片上他穿制服,戴一顶帽子,打扮得像日本人。其实他是个反日分子,日本人要抓他,他在台湾待不下去了,才跑到大陆这边。当年在漳州的台湾仔很多,多是因为反对日本统治给赶出来的。台湾仔在大陆这边反日,跟本地人一起搞,搞来搞去又跟共产党活动搞在一起。可能因为担心连累家人,很多跑过来的台湾仔都用了化名。父亲在漳州叫钱以未,当时常写成“乙未”,台湾仔常叫他“亚清”,可能他在台湾叫那个。当年还有一个台湾仔叫“阿文”,真名是什么不知道,跟父亲关系最好,那个人也会刻字,常跟父亲一起在家里磨石头。后来跟父亲一起中枪,给打死了。

  “中枪那件事当时闹得很大吗?”大姐问。

  非常轰动,据说是日本浪人跟地方当局勾结干的。五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开会,其中三个台湾仔。一伙人突然闯进门开枪打,全部打倒在地,三人当场身亡,两人重伤。重伤的两人中,有一个伤到右胸,抬到教会医院时还能说话,比父亲情况好很多。父亲脑门上中了一枪,脑浆都出来了,人已经濒临死亡,只剩一口气。医生让母亲准备棺材,断定父亲活不过当晚。结果伤轻的人死了,父亲却醒了过来。“他命大。”大舅说,“就像猫。”

  本地俗话称猫有九命,大舅说父亲也有九命。大姐觉得不全是命,有时候一个人活下来而另一个人死了,只因为求生意愿有别。一个人拼命想活下去,应当会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活下去的理由。

  看过大舅,问过事情,大姐匆匆起身告辞。表姐夫在村里是个富户,宅子相当大,门口有一口池塘,塘边种着龙眼树。那天有风,龙眼树上的树叶让风刮得哗哗响,还有狗在门外汪汪叫,让大姐坐卧不宁。

  出门前大姐问:“大舅知道四月二十有什么来历吗?”

  大舅茫然,他不知道这一天有什么特别。

  从大舅家出来后,大姐快步穿过村巷往村后小庙走。村子里很安静,农人们还在田间劳作,一些人家的屋顶烟囱升起炊烟,有小孩在巷子里窜来窜去,偶尔停下来,好奇地打量陌生人。大姐走过一个拐弯口,一旁突然闪出一个农人打扮的青年男子,扛一把锄头,大步流星,挡在前头堵住道路。大姐心觉有异,急忙收住脚步,左右观察,后边又闪出一个人,居然端着一支步枪。

  “别吭声。”端枪的这位低声下令,“往前走。”

  “你是谁?”大姐站住不动。

  “别问。跟上。”

  男子手中是一支旧式汉阳造,走在前头的男子持农具,只能在近距离内发挥作用。大姐身上没有武器,以一个弱女子之力,很难与两个强壮男子相搏,无法硬拼。

  她没出声,在枪口的逼迫下跟着前边那人快步走,几分钟后他们走到村后小庙旁。吉普车还停在原地,有两个小男孩爬在车头玩,司机小陈却不见了。大姐被押进庙里,庙门关上,大姐这才看到小陈坐在天井边,已经给捆绑起来。

  这里另有两个人,一个矮个儿年轻人持步枪,另一个个子高,年纪大点,拿着一把驳壳枪。大姐瞄了一眼,应当是小陈那支手枪,被他们缴了。大姐到溪尾村找大舅,穿的是便服,小陈却是一身军装,敢把国军军人抓住缴械,会是什么人呢?

  大姐没待对方发问,突然主动出击,向高个子发问:“这里你负责?”

  高个子不动声色:“你们什么人?”

  “自己人。”大姐说,“同志。”

  那几个人面面相觑,非常意外。

  “我们有任务。”大姐说。

  大姐知道溪尾村靠近闽南游击区,有共产党游击队在这一带活动。今天她让小陈开车送她过来,说是走亲戚,其实还想跟游击队接上头。她告诉他们有重要事情需要跟游击队的上级领导联系,比较紧急,请这位负责同志赶紧帮助联络。“什么事情?”对方问。

  大姐表示她不能多说,见到上级领导才能讲。

  那几人交换眼色。大姐指着小陈,让他们解开绳子,自己的同志怎么能这样捆起来?哪怕不是自己同志,解放军优待俘虏,游击队也一样。司机只是士兵,不是军官,不是反动派,何况他还是自己的同志。

  矮个子年轻人分辩:“让他缴枪,他不听。”

  “他不知道是自己人。”

  “你说是就是?”高个子比较警惕。

  “带我们去见你们上级。”大姐说。

  尽管对大姐的话不一定相信,他们还是把小陈的绳子解了。毕竟他们人多,而且有武器,大姐小陈两个人赤手空拳,不构成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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