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大哥讲了教学大楼外把我叫住的陌生人，以及他跟我说的话。
大哥再次问起姐夫：“陌生人提到吴春河吗？”
“没有。只讲三哥。”
大哥总是忘不了查核姐夫。姐夫和大姐是一对，与大姐有关，通常也与姐夫相关，这个道理不错，但是大哥对姐夫的警觉似乎不仅于此。
大哥问陌生人长什么样子？什么口音？我摇头。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当时感觉特别意外，脑子里很乱，记不清楚，只记得是年轻人，模样像学生。
“后来你是不是又见过他？”
“没有。”
“假如再让你遇到，想得起来吗？”
“应当会。”
大哥示意我起身，跟他走。我握着啃了一半的甘蔗跟他走到办公室的后窗边，他推开玻璃窗，把我手中的甘蔗接走，塞了一架望远镜给我。大哥这座楼的后窗下是操场，操场围有砖墙，有辆军车停在对面操场边，车下有一群人。大哥让我用望远镜看，我在望远镜里认出矮胖子特务组长刘树木，他站在车下，指挥特务把几个人推下军车，拖到操场边砖墙下站成一排。有一队士兵站在侧面，手持步枪，监控操场。
我大吃一惊：“大哥这是什么！”
“没事。”
这哪里没事！被推下军车的那几个人都是囚犯，都用绳索捆着双臂。我数了一下，一共四个人，都很年轻，有几个头上身上还带着伤。大哥给我的军用望远镜非常清晰，那四个人在我眼前一一晃过，我几乎可以看清他们脸上的毛孔。
大哥问：“有那个人吗？”
我非常意外，当即把望远镜放下不看，同时抗议：“大哥你这是做什么！”
“别管大哥做什么，澳妹说实话。”他说。
操场对面那四个年轻人是怎么回事呢？说来很特别。
十几天前，有一个中年人从台湾高雄坐轮船来到厦门，在厦门一座小客栈里住了两个晚上，而后离开厦门去了同安。同安县城外二十里地有一所乡村中学，位置比较偏僻，中年人搭乘一辆载客自行车去了那所中学，当晚留宿在学校里。
那天午夜，有七八个偷袭者悄悄越墙而入，从外头跳进学校，摸进中年人所住客房，却不料中年人非常警觉，听到动静立刻从床上翻起，从房间后窗跳窗逃出。偷袭方早有准备，在后窗下埋伏了两个人，中年人一落地就被两个设伏者按在地上。
中年人极强壮，趁着月光拳打脚踢，竟然反过来把两个对手打趴于地。其他偷袭者听到后窗打斗动静，迅速赶过来，中年人转身往围墙边跑，几个偷袭者在后头紧追。那围墙有个缺口，袭击者怕中年人越墙逃出，一起举枪射击，中年人身中数弹，被打死于围墙下。
当晚的偷袭者是柯子炎手下特务，由刘树木带领行动。被特务打死的中年人从高雄上船后就被跟踪，从厦门到同安，一直跟到那所中学。追踪中刘树木发觉中年人行动忽然有些异常，可能对跟踪有所察觉。担心他寻机逃跑，便于当晚发起偷袭，想捉个活口，不料意外生变。中年人被打死后，特务迅速转移尸体，消除痕迹，周边居民都听到当夜学校响枪，却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特务悄悄着手调查，发觉这所中学为马来亚华侨捐建，捐建者于三十年代初出国，时为左倾分子，怀疑为共党地下人员，出洋躲避追捕，在外经商获利后回乡捐建中学。该校存有许多疑点，从一些迹象看，很可能是此间地下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特务密捕了学校门房，严刑拷打，门房否认自己与地下党有涉，却提供了一些情况，包括从几张照片中指认出钱家老三钱世康，称老三曾经到过这里。特务不动声色布下大网，守株待兔，紧密监视那所中学，期望有所收获。几天后有四个年轻人来到该校，被特务密捕，就是操场围墙边站的那四个。四个年轻人都自称来自厦门大学，其中有学社会学的，学国文的，到乡下搞田野调查。特务不相信他们的说法，认为可疑。
“让你来认一认。”大哥对我说。
现在我知道大哥要干什么了，是要寻找让我当信使去漳州找大姐的陌生人。我是厦大学生，这个人很可能也在厦大，有利方便行事。厦大地下党员不会少，跟我谈话的陌生人混在这四个被捕同学里的概率并不高，让我来认有如瞎猫找死老鼠，但是柯子炎认为不妨一试，大哥赞同。
我拒绝认人。我不是特务，我不能对同学干这种事。
“大哥自己说过，让我好好读书，别管其他。”我说。
大哥并不愿意我掺和，但是事实上我已经掺和了。他让我放心，今天这样安排，我可以看清楚他们那几个人，他们谁也不会看到我。
“其实你是救了这位同学，知道吗？”
为什么这样说？特务已经在那所中学里杀掉一个中年人，被逮住的这四个下场好不到哪里去。如果我没有从中认出谁来，他们都会被严刑拷问，柯子炎一伙对他们不会客气。如果问不出什么，四个人会被押回厦门，交当地警察局进一步审讯，警察局里可能有他们以往参加共党活动的案底。警察会把他们往死里打，哪怕屈打成招，不弄成共党不会罢手。他们会是什么下场？秘密枪决。非常时期不需要法庭和律师，拉出去站成一排，像现在这样靠在墙边，行刑队举枪射击，这就了了。如果我在他们中认出哪一个人，大哥会把他留下不送，如果这个人愿意合作，可以保他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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