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是救命。”大哥说。
“让他当叛徒！”
“是合作。”
“大哥怎么可以让我干这种事！”
“我不能让你大姐白死。”
我拒绝听从，不再拿起望远镜。
“告诉我，是不是已经认出谁了？”
我拒绝回答。
大哥注意到刚才我很紧张，望远镜抓得紧紧的，目不转睛地看。他认为这四个人恐怕并非跟我完全不相干，无论认出哪一个，无论是不是让我当信使的人，尽管说。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四人里确有一个我认识，不是让我报信的陌生人，是高我两级的一位男生，他不一定认识我，我却知道他。去年冬天，有一次学生集会，他在操场上撒传单，很可能确是学生地下党员。但是此刻我可以一边啃甘蔗，一边指认他吗？我不知道能相信大哥多少，认出他，会不会反是引特务注意，把他送上死路？如果我不认，会不会真如大哥所说，几位同学都将被送回厦门，死路一条？
我没有办法，我把望远镜一扔，放声大哭。
“澳妹！”
“我要回家。”
“这是正经事！”
“我要阿姆。”
我不再合作，不认人，不否认，甘蔗也不要了，一味胡搅蛮缠，要求大哥立刻送我回厦门。我不愿意卷到这种事情里，我害怕。
大哥生气：“你不能这样！”
我只能这样。
我在他的办公室又哭又闹，折腾不休。我胡闹起来，大哥就不再胸有成竹，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他气得要命，最终一摆手把我送走。
回程与柯子炎同行，柯特派员去厦门有事，他亲自送我回家。
“毕竟是钱家人啊。”柯子炎说，“小的不输大的。”
他当然不是由衷夸奖。
他在路上突然提起他自己，说他曾经有一个妹妹，父母过世早，兄妹相依为命，感情不一般。当年他因事犯在人家手里，他妹妹被抓去刑讯，迫使他最终就范。
经历这场飞来横祸，他妹妹生了场大病，一年多后死了。
“为什么跟我说这个？”我问。
他说他是“血手”，要是他来办我这个事，他知道怎么让我合作。我是家中最小的女儿，下边再无弟妹，但是上有老母。他会把我母亲抓来，当着我的面刑讯过堂，直到我说出真话为止。他让我设想一下那个场面，看自己能不能受得住。
不由我痛恨无比：“你该死。”
他让我不要冲动，这种事完全可能，也许很快就会落到我身上。只要手段足够，任何天大的秘密都是捂不住的，尽管拭目以待。
我说：“我不知道什么秘密。”
他认为我知道不少，只是不说而已，回去后我应当让母亲多烧几炷香，感谢老天让大哥罩着我们全家老小，但是事情不会到此为止，我得知道厉害。如果我想起什么了，例如记起墙边四个年轻人中的哪一个，想跟大哥说，可以跟他联系。
怎么联系呢？学校大门传达室外有一面告示牌，拿告示牌下的粉笔在牌上写四个字：“两火挂号”，很快就会有人去找我。
我哪里会去跟这特务“挂号”。
看我回家，母亲松了口气。我没多说事情，怕母亲担心。
第二天有课，我早早到学校。中午在食堂吃饭，一位穿学生服、戴眼镜的男生端着饭盆从我身边走过，忽然低声喊一句：“臭澳妹。”
我差点叫出声来。
竟是三哥。
他笑，拿眼神示意我别出声。我平静下来，他说：“南普陀，后边山上。”
匆匆吃完饭，我独自离开学校。南普陀就在校门外，三哥已经在庙后山上等我。他招呼我跟他一起坐在一块石条上，周围有香客来来去去，有走累的人歇脚，我们待在那边不引人注意。三哥拿一张旧报纸包一包花生糖让我吃，是他从乡下带来的。
“臭三哥。”我抱怨，“把人急死了！”
我迫不及待，问他那天是怎么逃的？大姐为什么没有一起跑？这些日子躲在哪里，一直藏在厦门吗？三哥告诉我，那天大姐冒死把他从狱中救出，他们清楚时间不多，得迅速离开厦门，越快越好。他们往海边跑，打算找船离岛，路上发觉军警调动，断定事情败露，大姐当机立断让司机掉转方向往山地躲。警察眨眼间跟了上来，大姐在一个隐蔽处急令停车，要三哥带赵副官和司机小陈立刻下车，借山林掩护潜往山下村庄，设法从那里离开。三哥他们不听，被她强行驱赶下车。他们下车后大姐自己驾车驶开，引走追兵，让三哥他们得以趁机潜离险地。当晚三哥他们从黄厝一带弄了条小船，冒险下海，为躲开追捕，从大担岛一带迂回，费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游击队。事后听说大姐牺牲在宪兵枪下，他们都悲痛万分。
“你怎么还敢回厦门！”我着急。
三哥在厦门被捕逃逸，特务还在四处抓他。此刻虽然风声稍平，再返厦门依然非常危险，但是他不能不设法再次潜入，因为有要紧事情找我，别人无法取代他，只有他才能让我相信。他找我的事情跟大哥和特务追的居然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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