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收着呢。”
他交代一定要收好，事情非同寻常。
三哥离去，我没有马上走，独自在夜幕里垂泪。心里除了大哥大姐留给我的悲伤，还有对姐夫的担忧。我不知道姐夫出什么事了，此刻究竟是死是活。亚明已经失去母亲，他不能再没有父亲。
后来我才知道，柯子炎到我们家追踪姐夫之前，已经与姐夫打过照面，姐夫差一点就落到他们手里，他们没有得手，无奈才跑到我们家追讨。
姐夫离开厦门那天，从轮船一上岸就遇到了危险。
交通员小张带姐夫他们两人进山，下船后他们走上码头，穿过集镇街道中的集市摊点，走向镇街后部一家酱油铺，那是他们要落脚的交通站。姐夫很谨慎，让交通员小张走前，自己随后，隔了相当距离，另一个同伴又隔了一段距离。
小张走进酱油铺时，姐夫顿了一下，站在街边一棵龙眼树旁观察，意外在那一刻突然发生：小张突然从酱油铺里冲出来，向街道另一头狂奔，有两个人跟在后边追赶，一边追一边大叫：“站住！”骚动忽起，集镇街道上做买卖的大小摊主顿时慌乱，目瞪口呆。
小张没能脱身：有一个卖鱼的汉子在他跑近时猛地把鱼担子推倒在路中央，年轻人猝不及防，长衫被鱼担子绊住，人被拉倒于地。卖鱼汉子一个猛虎扑食压到他身上，把他按倒在路中间。原来是早已经布下的埋伏，小张进了人家的圈套。
姐夫吴春河趁乱转身，返回码头，只走几步，前边又有情况：几个便衣迎面快步而来，是特务，都背着短枪。姐夫一眼看住便衣里的一个人，那人睁大眼睛也看着他。
姐夫一侧身，拐进街旁的一家剃头店。
这剃头店生意冷清，两张竹椅都空着，两个剃头匠袖着手等客上门。姐夫往朝里的一张竹椅上一坐，师傅即殷勤凑上，把一张油腻腻的土布褂披在他身上。
“怎么剪？”师傅问。
姐夫说：“剃光。”
剃头店门口发出响声，姐夫抬眼一看，一个便衣晃到门边，目不转睛看着他。
是柯子炎。所谓冤家路窄，一点不假。
自抗战初期各走一路，他们已经有逾十年没打过照面了。去年大姐出事，柯子炎带人到台南姐夫任教的中学抓他，姐夫曾远远地见过他；后来姐夫从新加坡被遣送回厦门，柯子炎到水警临时监狱把姐夫认出来，那时柯子炎坐在吉普车上，并没有露面。直到今天，在剃头店，两人才狭路相逢碰到了一起。
姐夫转回头不看柯子炎，一声不吭做不认识状，让师傅理发。从墙上的镜子里，他看到柯子炎从门外晃了过去。
姐夫从口袋里摸出一块银元放上台面。
“店里有后门吗？”他悄声问。
师傅指了一下店后的门帘。
姐夫扯下脖子上的剃头布，顺手抓过地上一顶斗笠，盖住刚剃出几道发沟的脑袋，掀开布帘从剃头店后门走了出去。后门外是一条河沟，姐夫跳下河游到对岸。
对岸下游泊着几条小船，姐夫看看周边无人，赶紧翻身上船，躺在船舱里，同时把斗笠往河下游用力一抛，让它顺水快速流走。
这斗笠当地人称“大笠”，与普通斗笠有别，细竹篾编为上下两层，中间夹有竹叶，有一个尖顶，比普通斗笠面积大，更结实，戴在头上可抵挡中到大雨，漂在河面上格外显眼。姐夫刚把自己藏好，就听岸上一阵枪响，有人朝下游开枪，还有喊话，显然是被他抛下河的斗笠引开了注意。
河边的闹腾声响渐渐归于平静。无论外边闹腾还是平静，姐夫都不吭不声，虫子一般蛰伏在船舱里，直到天黑。
他借夜色掩护爬下小船，悄悄上岸离开小镇。夜幕中的小镇惊魂初定，有狗吠声阵阵，姐夫吴春河孤身一人，不再有交通员领路，也没有同伴相随。
他再次陷入困局：酱油铺交通站显然已为敌破获，导致交通员小张被捕，小张的任务是带领姐夫一行进入山地游击区，与地下党机关接头，这个任务小张已经无法完成。姐夫怎么办？放弃这一次接头，返回厦门，或者直接返回台湾？
姐夫非常谨慎，他作了另外的选择，决定独自上山。
这是因为柯子炎。柯子炎号称“血手”，他没在剃头店动手抓人，绝对不是手软，很大可能是他对剃头店没有数，担心仓促行事中了圈套。他布置好他的人，转身就会扑进来实施抓捕，所以姐夫没有丝毫耽搁，转身就跑。落入敌手的交通员小张不被突破便罢，一旦被迫说出底细，柯子炎会知道姐夫他们去黄狮坑接关系。出于对姐夫谨慎性格的了解，柯子炎会断定他将放弃前往黄狮坑，因为姐夫失去交通员后无法与地下党联络，到黄狮坑没有意义，还可能自投罗网。柯子炎会判断姐夫最可能返回厦门，或者返回台湾，他的特务一定是在守株待兔，藏匿于那几个关键通道口上。
姐夫必须反其道而行。
他心里还有一重忧虑：交通员带着他前往交通站接头，这个站被破坏，交通员被捕获，他却得以幸免逃脱，旁人可能生疑，如果他不吭不声一躲了之，更会令人怀疑，给他的任务和使命带来不利，他与此间地下党的联络可能再也无法建立。比较而言，尽快找到本地地下党领导机关，报警，说明情况，建立联系，更可能消除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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