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记·周本纪》和《尚书·帝命验》记载，古公亶父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太伯，次子名仲雍，少子名季历。季历娶太任氏为妻，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昌。太任临产时，有一红色小鸟衔丹书飞来，停放在太任产房门上，书上预言这个叫昌的神奇宝宝将为周族取代商王朝，成为天下之主。
又是一个帝王神话，我看这八成是季历玩的鬼把戏。
不管是不是季历搞的鬼，反正就因为这个所谓的“圣瑞”，让古公对这个小孙子另眼相看，宠爱有加。他说：“能够复兴大周王业的人，大概就是我们小昌了吧！”因而将少子改名为季历。
所谓历，就是嫡的意思。按照宗法制，季历不是嫡长子，本来是没有继承君位的资格的。古公在这个时候说这样的话，改这样的名，这意思已经昭然若揭了。
在这种情况下，太伯和仲雍两兄弟发挥了大公无私的伟大情操，他们借口入深山采药，带着族人逃到荆楚南蛮之地（今江苏浙江一带，那时候还属于蛮荒之地，古老的百越民族生活在此），文身断发，以表示自己不能在宗庙主持祭祀。
文身断发，太伯和仲雍两兄弟还真是表现得决绝啊，头发也不要了，刺青也刺上了，把自己装扮成流氓老大一般，硬是不想要那个恶心的继承权了。
“文身断发”实际是什么意思呢？据《史记集解》载：“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这说的是东南民族百越的习俗，断发是为了方便在水中活动，因为要经常潜水，捕捉鱼虾，头发太长，很容易被水中水草缠绕导致溺水身亡。文身以像龙子，则是一种图腾崇拜，借文身来保佑自己，在水中打鱼时能减少伤害。龙子应该是水中捕猎的高手，类似鳄鱼。
看来那时候百越族还处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原始社会。老百姓大多以渔猎为生，农业对他们来说，是个无比新鲜的东西。
就这样，走了俩哥哥，季历正式当上了周王，改称王季，而他的儿子昌就是日后那个鼎鼎大名的周文王了。
对于这件高尚得有点离谱的让国事件，至圣先师孔老夫子是这么评价的：“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泰伯即太伯，两字通假。三让意为：泰伯出走一让天下；古公死后不回来奔丧，以便让季历继承王位二让天下；季历死后也不回来，以便让姬昌继承王位三让天下。
意思是：“泰伯，那可以说是具备至高无上的品德了。三次让出天下，老百姓简直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
敬仰得都找不出恰当的语言来赞美他了，看来孔子绝对是太伯的狂热粉丝、铁杆拥趸。
就因为孔子的这句话，后世儒家对太伯的行为也推崇备至，如晚唐著名诗人陆龟蒙在《和袭美太伯庙》中就曾写道：“故国城荒德未荒，年年椒奠湿中堂。迩来父子争天下，不信人间有让王。”
也许是我这个人心里太阴暗，“不信人间有让王”，我还真就是不相信太伯是心甘情愿让出王位的，这不但违反人性，还违反了当时的社会生产条件。太伯让国这件事发生在商朝末年，此时，中国早已是个发达的奴隶社会了，国君这个最大的奴隶主拥有大量财富和各种特权，这么好的事儿，太伯怎么会说让就让呢？
要是这事儿发生在三代以前的尧舜时期，那我还相信几分，因为那时候的氏族领袖过的比老百姓还不如呢！
退一万步，那太伯的觉悟本来比较高，人家天生就比较大方，但这里还有一件事情说不通：要知道当时周族正处于需要扩充实力同殷商王朝作战的时候，太伯和仲雍这时候带着族人离去，无疑会使周族的实力受到削弱。就算太伯宁愿把国君的位子让给季历，他也完全没有必要逃到千里之外，到对于周人而言自然环境十分恶劣的荆蛮之地去。他们完全可以留在本部落内部协助季历，这才符合周族的大局利益。
所以，我认为，在这段语焉不详的上古记载之中，隐藏着一段极其残酷而惊人的历史：为了争夺王位，周族内部太伯、仲雍等部族联合起来，同季历的部族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部族争斗，甚至是战争。季历的部族最终取得胜利，将太伯、仲雍部族赶出周地。
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合理地解释太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带着族人迁徙到那鸟不拉屎的蛮荒之地去——失败者总是要逃得越远越好的，否则胜利者迟早会打过来斩草除根的，那样可就死定了。
太伯和仲雍逃到了荆楚蛮荒之地后，肯定也经过一番艰苦的争斗和厮杀，最后，当地的百越族土著被周族人收服，太伯于是在这里自立为君，国号句吴（跟句践一样，句为吴语发声词头，无实际意义），简称吴（今江苏省太湖旁边的无锡、常熟一带）。从此，吴地的老百姓在周族的教化下，在渔猎之外，也开始从事农业起来。
为什么太伯要将自己的国号定为“吴”，一种说法认为：“吴”字其实就是“鱼”字，在中国古文中，鯱、五、鱼、吴四字为同音字，那时太湖一带，河道纵横交错，初民们以渔猎为生，泰伯和百姓便把鱼作为“图腾”，乃至国号。吴地崇鱼、喜鱼的习俗传至今日，每逢过年，家家门上贴挂鱼图，以示年年有余，在房门上贴挂“鲤鱼飞跃图”，以示“鲤鱼跳龙门，全家交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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