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以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而论，它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差不多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可能有个别没被承认的例子，那未必都是由于思想出格，或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有些也是因为自身真的"还不成熟"。《今天》给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朦胧诗"运动，意义绝不仅限于诗歌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直至过了多年，北岛才又在英国重新主编《今天》。此时的《今天》今非昔比，无论编辑队伍和基本作者的水平，还是装帧印刷的精美和发行渠道的优良，特别是编辑出版环境的自由程度，都远远超过当年的油印品。但是文坛评价却不甚高：它失去了当年那样一种文学潮头的作用。地上的小说地下的诗
诗歌界的地下刊物特别多，贝岭列举的地下诗刊就有《现代汉诗》、《倾向》、《南方诗志》、《象罔》、《反对》、《九十年代》。我在国内也曾见过不少，其中有些质量还很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一本地下小说刊物。究其原因，我以为并不是贝岭所说的，"小说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国家的出版及市场体制下了。"
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多以写诗为起步。这是非常明智的：诗可以最大的限度地表现他们的热情、情绪、想像力，挥洒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抄写或自创他们的人生格言，记录他们闪光的只言片语。与之相比，小说家要显得"老谋深算"一些，编造故事或不编故事都需要一定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一篇小说的构成，哪怕是短篇小说，一般来说都有较为严密的构思。只要是尝试过这两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会明白，诗和小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诗更适合年轻的初学者(不是说不年轻或不是初学者就不能写诗)，小说则可以年纪稍大一点，"想清楚了"再动笔不迟。
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年诗人涌入文坛，另一方面，读者却一步步疏远甚至厌弃诗歌。很早就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因为写诗的自己也不读诗。相对的，小说发表的园地大得多，只要你写得还不错，各地刊物的编辑们都会轮流来约稿。而即使有一定名气的诗人，往往还得凭长期建立的文坛的"关系"发表诗作。这是读者市场造成的。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诗刊》的发行量曾达七十多万份。接着小说迅速取代了诗的位置。现在小说最风光的岁月也过去了，取代它的是电影和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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