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埃米丽·哈恩和邵洵美在律师处是秘密办了结婚手续的，这么说来她的身份就不再是邵的情妇，而是他的第二个妻子了。但这并没有牵制住她离开邵洵美。她给邵留下的唯一纪念是让他也染上了阿芙蓉癖，幸亏不是太严重。1940年，埃米丽·哈恩离开上海去了重庆，搜集她正在写作的《宋氏三姐妹》一书的材料。第二年她去了香港，在那里她爱上了一个已有妻室的英国少校（此人和她养过的那只猴子同名，叫查尔斯·鲍克瑟），不久就为他生下了一个女儿。珍珠港事件爆发，香港沦陷，她和鲍克瑟被关进了集中营。1943年12月，美日交换侨民时，他们被遣返美国，定居纽约，并在那里正式结婚，从此结束了她长达八年浪迹远东的传奇生涯。
此后，在中国的经历几乎成了她唯一的写作资源。战后，她出版了自传性的《我与中国》一书，对上海期间的生活及和邵洵美的一段情分作了不少披露。邵在她的笔下成了“中国朋友Sinmay”。她描述了他对上海这座城市是多么熟悉，“每家店铺的每一块砖对Sinmay而言都是有历史的”。还有他如何驾着他“长长的褐色Nash（美国的老牌汽车公司）”，从他的杨树浦的家，经过苏州河，一直到市中心的那些诱人的书店所在地。在她生动的叙述中，邵是个“过分好奇的人”，——“他的心理就像孩子，像小狗，或像个老派的小说家，探究一切事情，从所有吸引他的东西里编织着故事”。
她还写到了富有绅士风度的邵洵美对女人的体贴，这个“有教养的美食家”和“风趣的健谈者”，在带她出去赴宴时，“他会就这道菜或那道菜讲出一个很长的故事，先是用中文讲给他的那些朋友听，然后意识到我不懂中文，就会迅速地向我解释一遍”。他只到埃米丽·哈恩工作的地方去找过她一次，“他苍白的脸和他的长袍在温和的英国记者中激起了那么大的反响，使他以后很有意识地总是约我出去在外滩见面”，——她这么回忆说——“几乎天天见面，或早或晚，多数是晚上。对他来说，时间无所谓”，“然后到了晚上，就在邵洵美的家里开晚宴，或闲谈；有时去看电影；要不就在床上读书。虽然我已经嗅到了空气中的战火，我依然非常幸福”。在她的另一本叫《潘先生》的书中，邵成了一个叫“潘海文”的人物的原型。其实这个人物的名字也是来自邵，是邵的英文笔名Penheaven（笔天下）的谐音。邵读过这个小说后，生气地发现自己在女作家的笔下竟然成了一个书呆子式的人物。
1946年夏天，邵洵美受陈果夫委派以电影考察为名来到美国，和他的旧情人（前妻？）见了一面。鲍克瑟少校很不绅士地参与了他们所有的会谈，或许他是怕妻子再来个孔雀东南飞？会谈结束时，鲍克瑟指着妻子对邵说：“邵先生，你的这位太太我代为保管了几年，现在应当奉还了。”鲍克瑟一个洋番，自然不会想到妻子如衣服这一层上去，或许真的只是想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邵也笑笑，说：“我还没有安排好，还得请你再保管下去。”
可怜的鲍克瑟少校！他把埃米丽·哈恩一直保管到她变成一个老得不能再老的老太婆。到了埃米丽九十岁那年，他要先去见上帝了，还握着妻子的手说：你变得那么老，还能像一只蝴蝶一样飞走吗？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老娘舅”在难中
1936年春天，又一个女人在邵洵美的生活中出现了。她叫陈茵眉，这年19岁，江苏溧阳人，是来邵家做帮佣的。这个乡下来的姑娘身材高挑，一双眼睛黑亮有神。时日一久，邵少爷难免不心动。比之夫人那朵富贵花，陈姑娘这朵乡野小花自有她的动人风情。可是夫人不高兴了，吵着要回娘家住，倒不是因为丈夫太花心，他和埃米丽·哈恩搞得那么粘乎她就从来没有闹过，而是觉得他找个丫头也太掉价了。有说客劝道，夫人啊，男人三妻四妾又不是什么稀罕事，你的公公，在外面不是也有好几个小公馆吗？再说丫头有什么不好，丫头更体己。于是少爷如蒙大赦，又筑爱巢。几年里，她就为他生下了三男一女。
“八·一三”的战火烧进了上海，也烧掉了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幸亏之前他已在埃米丽·哈恩的通融下，把重金购置的印刷机拆零搬到了租界。那时，邵洵美已住到了印刷厂附近的麦克利克路。上海一沦陷，他就搬到了霞飞路，就是现在的淮海中路。这里虽说有二十多间相互比邻的二层小洋房，但屋子又小又矮。邵洵美一家住的房子有底层二间，楼上二间，统共四间。三子五女，再加上女佣和借住的表弟，也挤轧得很。说是逃难，邵洵美还是带了好多书，摆满了靠墙壁的一排书架，仍容纳不下，连地板上也堆满了……
一个习惯了西式早餐和英式下午茶的人，置身于呛人的油烟味和嘈杂的市井声中，过的又是一种提心吊胆“灯火管制”的日子，邵洵美觉得再这样下去真要发疯了。他的烟瘾越来越大，常常一抽就是好半天，白净的指节也熏黄了。不知道这样的时局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好。他有一首未曾发表的诗，标题《一个疑问》，正是那时候苦闷心情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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