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不允许家人探监，邵洵美一点也不知道家中的变故。十多年前屯溪被拘，他没有为军统方面做过一件事，因此心里坦荡，谈吐也沉着。他的这种态度，使得狱里的那些老犯人还当他是大有来历的上海滩“大亨”一类的人物，对之很是企敬，还暗地里护着他。是以狱中也没吃多少大苦，用他后来的话说，——倒比外面来得好，生活有规律，还经常学习，讲时事政策，不大受苦头……
但肚子还是要饿上一饿的。进入1960年代，迎头就是好几个饥年，全国人民都在饿肚子，一个在押人犯不饿死就算好的了。开饭哨声一响，犯人们把领来的一份饭菜倒在自己的搪瓷缸子里，以一种庄严和神圣的表情开吃。吃到一半，都舍不得吃了，把搪瓷缸子包在棉被里捂严实，等饿得不行了再拿出来吃。邵洵美哪里经过如此经济的吃法，几乎每餐饭都是一下子吃光，刮光，一边吃还一边气喘吁吁地说，“我实在熬勿牢了”。人在饥饿状态下对食物的想象力总是格外发达，他讲述的往昔的豪奢生活总是让狱友们艳羡不已。他说——国际饭店建起来前，西藏路上的“一品香”是全上海最大的西菜馆和西式旅馆，他是“一品香”的常客，每年他过生日，都要放在“一品香”。因为他肖虎，生日前一天他就会订做一只像真老虎一样大的奶油老虎。到了生日那天，这只奶油老虎摆放在一只玻璃橱里，橱的四周全是一闪一闪的红绿灯泡……
饥饿，潮湿，哮喘，无休止的外调和故作的冷落，出狱的希望却还是渺茫着，他的耐心被一天天耗尽，甚至生怕自己不能活着走出去。一天，他找到狱友贾植芳，郑重其事地托付后事：“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我平生有两件事心里放不下，你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写篇东西，替我说几句话，那样我死也瞑目了。这第一件是，1933年，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支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共计花了46块银元，是我出钱垫付的。那天来吃宴的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先生。但当时上海的大小报纸的新闻中都没有我的名字，这使我一直耿耿于怀啊，希望你有机会的话为我声明一下，以纠正记载上的失误。还有一件事，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都是我自己写的，鲁迅先生写文章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写的，这实在实在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为好……”
但据倪墨炎先生近年考证，萧伯纳来上海时，是宋庆龄由杨杏佛和她的秘书陪同驱车到新关码头（今延安路外滩码头），再乘轮船到吴淞口迎接，然后直接到宋庆龄家里的。陪同宴饮的，除了几个国外记者，几乎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核心成员，根本就没有出现邵洵美的影子。
据鲁迅记载，在宋宅和萧伯纳一起吃饭的，连鲁迅和萧伯纳在内共7人。1933年2月17日《鲁迅日记》载：
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杨往笔社，约二十分后复回孙宅。绍介木村毅君于萧。傍晚归。
斯沫特列后通译史沫特莱，是美国著名女记者。木村毅是日本《改造》月刊记者，是内山完造介绍给鲁迅，要鲁迅带他采访萧伯纳的。从鲁迅日记可知，入席者还拍了照。这张照片后来发表的地方很多，十六卷本《鲁迅全集》第5卷中有，各种鲁迅照片集和近年出版的宋庆龄照片集中都有，也是7人，没有邵洵美。日记所记，也排斥了晚上邵洵美请客的可能性：鲁迅“傍晚归”，萧伯纳也在傍晚离开上海踏上了去北平的行程。
那天下午两点，在一个叫世界学院的大洋房里召开的欢迎会上，邵洵美代表世界笔会中国支会向萧伯纳赠送脸谱和戏装等礼物，是有在场的鲁迅、张谷若等的记录文字为证的，至于“功德林”请吃一事却是他囹圄中回忆往事时的“记忆移植”。是邵洵美故意往自己脸上贴金吗？还是记忆力的衰退使过去的人与事在大脑里出现了叠影？是耶非耶，历史总是这样吊诡。
等到出狱和家人团聚，已到了1962年的仲春。邵洵美的头发全白了，严重的哮喘让他体力虚弱行走艰难。但当他捧着盖着大红印章的证明他不是特务的一张纸，他还是想跪下来。唉，什么时候起膝头变得如此软弱？
新月的余烬：诗人邵洵美的一生
去往神仙的宫殿
楼下的院子里有棵法国梧桐，4月开花，9月就木叶飘飞。日子在一天天地流淌。出狱后的邵洵美变得不太爱说话，经常一个人躲在小楼朝北的那间小屋里。有时译书，有时什么也不做，就是静静地坐着。
长子祖丞是时代中学的英语教师，因受牵连下放农村劳动了三年刚回来，离了婚，单位又没房子，睡的是家里的地板（唯一的一张床让给了父亲）。女儿如愿嫁了一个医生，迁往了南京，不久就有了身孕。为了照顾即将出生的外孙，过了年，夫人也暂住到南京女婿家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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