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这是殷夫从德文版《裴多斐诗集》转译的。诗集是1927年冬天大哥徐培根送的。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多余的话
故事的后面还有一条尾巴：
盛小姐回到省城去建设厅应聘，可是她的国语太臭了，做广播员的事也就黄了。她想去上海读书。怎么说她也算是个新女性呀，一个新女性怎么可以躲在闺房里等着父母把自己给嫁出去。可是她那个做着警察局小科长的父亲极力反对。盛小姐发狠说，你就把将来陪嫁的那笔钱给我读书去吧。在上海，她上的是一所私立的法学院（她的一个兄长也是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可是她去上海好像存心不是读书的，没多过久，她就想法子找到了殷夫在上海的住址，兴冲冲地找去了。
殷夫已经是一个年轻的职业革命家了。每天混在一帮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中间搞“工运”。同时他也成了监狱的常客，前不久又进去了一次，才出来不久找到“组织”。那天盛小姐像一只刚出笼子的小鸟，叽叽喳喳大讲与父亲的斗争，少年则一如惯常地沉默。傍晚分手时，他请她吃了一碗阳春面。前嫌似乎尽释了。几天后，少年约她坐小火车去吴淞口看了海，回来后的第二天，少年和一个画家朋友一起把一只装有宣传品的柳条箱扛到了她那里，说要存放一段时间。盛小姐把箱子藏在了自己床底下。少年终于意识到这样做是在玩火，盛小姐这样一个小公务员家庭出身的女子，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烧炭党人的妻子呢？半个月后，他又偷偷跑去把那只危险的箱子取了回来。此后，他们再也没有见面。
职业革命家殷夫这几回进监狱，运气总是很好，关进去了，就像外面跑累了去休息几日，便又生龙活虎般跑了出来。鲁迅曾记述他“又一次被了捕”刚释放出来时的模样，那是一个夏天：
有人打门了，我去开门时，来的就是白莽，却穿着一件厚棉袍，汗流满面，彼此都不禁失笑。这时他才告诉我他是一个革命者，刚由被捕而释出，衣服和书籍被没收了，连我送他的那两本；身上的袍子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没有夹衫，而必须穿长衣，所以只好这么出汗。
一本家世的流水账
少年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识得几个字，擅治妇女病和麻疹。这样的人物在乡村算得上一个知识分子。徐家祖籍在一个叫上虞的邻县，大约在l9世纪上叶迁至大徐村——象山县城东南30里一个500户人家的大村。开门见山，山名珠山，为半岛濒海第一峰，海拔545米。峰名由来，照例是一段捕风捉影的传说：旧志载，古时有海船遥望岩顶宝光直射星汉，寻之不获乃去，岩之半则有古松如张盖，人去则不见。百年乡村生活如古井深水，波澜不惊，超稳定的乡村生活缘于一个家族宗法制的社会结构，家族体系是乡村传统的权力结构方式，多子多福多寿即其重要的价值取向。乡村知识分子徐郎中和他的妻子钱月娥生命不息耕耘不止，育九胎，活六胎——这在当时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一部家世的流水账，背后是泪和笑，是等待、祈盼、屈辱和生活重轭下的喘息。
一、二胎，女，生下后得“七日疯”（小儿破伤风症）夭。
三胎，女，取名祝三。
四、五、六胎，男，按徐氏宗谱，排行“孝”字辈，谱名依次为孝瑞、孝祥、孝邦，取名芝庭、兰庭、松庭。
七胎，女，早夭。
八胎，女，取名素韵。
少年是这个大家庭的第九胎。生下这天是1910年农历五月初五，一个挂艾蒿插菖蒲的节日。时其母40岁，大姐18岁。按“芝兰松柏”序，取名柏庭。
红色少年：殷夫的亲情与爱情
亲情地狱，温情罗网
写以上这段文字时，总想到传统宗法制社会里的一个规则：长兄如父。
少年的长兄徐培根（芝庭），是个标准的现代军人。查有关资料，在徐培根条下有以下履历式的介绍：北京陆军大学毕业。辛亥革命时曾参与攻打军械局。北伐时在广东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职。1923年回杭，任驻浙陆军第一师中校参谋。1927年春，奉调上海，任国民革命军第26军司令部上校参谋处副处长。
徐培根的修养品性，是典型的儒家传统一脉：对父母孝，对弟兄爱，对朋友信，对上司忠，于生活俭。1927年，少年殷夫入读上海浦东中学，时徐培根已由杭州调至上海，驻扎龙华，对兄弟自然关爱有加。他要求小弟每半个月到他那儿报到一次，一是领取生活费，二是报告学业，三是改善伙食。“4·12”事变，殷夫第一次被捕入狱，又是他利用军界的关系把他救了出来。
殷夫在浦东中学开始接受新知识，学会了两个新名词，“阶级”和“斗争”。一个史姓同学动员他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青年团，理由是——“因为你是一个热血青年”。出狱后，少年住在虹口公园附近的大哥家，兄弟俩时常就时局争论。虽是在书房和饭桌上进行的温和的争论，但兄弟分歧已一日深似一日。徐培根为了照顾好小弟，把妻子从象山老家接来调理打点。20天后，小弟体重增加了4公斤，身高增长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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