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非常规的打法，李成梁多得是，所以张居正的“东制”战略非李成梁不能执行得如此理想！
但李成梁狠劲的第二个表现方面就让人感觉没那么理想了。
是什么呢？
是他喜欢杀人！
他什么人都杀，敌人杀，平民也杀，杀起来不分青红皂白。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平民呢？
因为他喜欢杀，没敌人杀的时候，就只好拿平民来杀。
那位问了，有人天生喜欢杀人吗？
李成梁倒不是天生喜欢杀人，他杀平民，是为了要冒功请赏。跟戚继光不一样，戚继光的缺点只是傲气一点，而李成梁的缺点则是贪婪成性。《明史》本传称他“贵极而骄，奢侈无度”。要过奢侈的生活，就得花银子，光靠工资不够咋办？办法古来都一样，一个字：
贪！
李成梁包揽了盐业、马政、政府采购等各种当地有油水的行业，他还嫌不够，如果好久没仗打，他就会虚报军情，骗一笔军费，再杀一些平民，用首级去换朝廷的封赏。对于这一点，张居正洞烛观火，向来不给李成梁好脸色看。
比如说万历三年的五月，李成梁八百里加急公文，谎报土蛮大军二十万来犯，前锋已渡大凌河，要求赶快拔粮拔军费。《万历起居注》里记载说，李成梁“请兵请粮急于星火”。
军情这么紧急，兵部一下也慌神儿了，一边筹集军费，一边急报皇上。这一来小万历也吓坏了，赶快吩咐找张先生来商议。
张居正在大殿之上冷静地分析说，这时候正面临酷暑季节，又当雨季，骑兵碰到这种天最为头痛，土蛮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倾全力来犯呢？所以先不用着急。他一方面派戚继光由西向东策应李成梁，以备不时之需；另一方面着当地行政与军事部门联合勘察敌情，务必要掌握第一手准确情报。
结果没多久，两条线上的准确情况都回来了，土蛮根本没动静，纯粹是李成梁缺钱了想出来的鬼花招。打算得了军费之后再杀些平民来交差，反正山高皇帝远，谁也不知道。可他李成梁哪知道内阁里那位首辅张居正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啊，对他肚子里那点小九九搞得是清清楚楚的。
过后，张居正怒斥兵部长官，并狠狠责罚了李成梁，确实也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所以李成梁镇守辽东二十二年，就在张居正活着的时候还是有所收敛的，但张居正一死，也就没什么人能管得住他了。
张居正也没办法，要完成“东制西怀”的基本战略构想，李成梁这样的军事奇才又不能不用，只有尽可能的加以控制了，相对于国富兵强的改革大计来说，只有牺牲一些，才有可能换来更多的一些，这大概也是这位宰相在肚子里撑船的时候不得已的苦衷吧。
因为左有戚继光，右有李成梁，再加上那条真正的万里长城，张居正执政期间，大明王朝真的又有了些盛世的雄伟气象。既能远服四夷，又能内抚群臣，张居正不愧为一位真正的“治世之能臣”。
可惜，边患可以治，经济危机也可以治，但有一样东西却没法治。因为这样没法治的东西，张居正面临了执政以来最大的危机，他甚至为此走到了所有的人、乃至整个时代的对立面。
那么，是什么事会让如此聪明的张居正也难以应对呢？
而如此难以应对的事，张居正又是如何应对的呢？
请看下集：《父与子的麻烦》
第十九讲 父与子的麻烦
得意
通过前面几讲的内容，我们可以感受到，张居正作为万历新政的总导演、总策划，甚至是总设计师，在经过几年的布局和谋划之后，不论是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巨大成果。
到了万历五年的时候，政治上，张居正创立的考成法已深入推行，官僚制度改革已基本完成，官场上已经呈现出一派勤政、敬业、爱民的良好风气。
经济上，一条鞭法的试点工作已经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几个“经济特区”取得了试点性的成功，张居正就等着找一个合适地机会向全国推开了；而作为一条鞭法的实施基础，清丈田亩的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行；更不用说张居正利用考成法收缴了大量大地主阶级所欠的赋税，良好的财政状况也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很坚实的物质基础。
军事上，张居正“东制西怀”的策略可谓是大获成功，蒙古各部落中最凶悍也是最强大的几支都被搞定。俺答被招安做了朝廷的顺义王，而土蛮和泰宁等部落则被戚继光、李成梁打得抱头鼠窜，欲罢不能。北部边患已不足为患，西南少数民族的暴动也逐步平定，真可谓是“四海一清平天下，万历新政逐东风”啊！
张居正回头看看这几年的成就，也难免要春风得意。
他曾经在一首《九塞称臣》的诗里颇有些自得地说：“北地胡儿能汉语，西陲宛马尽龙形……干羽两阶文德洽，九重端拱万方宁”（《张太岳集卷四》）
这诗是说，经过多年的布局与努力，国家终于不再像嘉靖年间那样危机四伏了，现在是天下太平，四夷宾服，连胡儿说的大都是汉语，连大宛的汗血宝马长得都有点龙的形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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