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王的官职另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不涉及朝政。
晋朝的权力部门是尚书台与中书省，只要染指这两个部门就可以洞悉政局的任何风吹草动。以往历届执政者为了便于操纵政事，都给自己“录尚书事”。“录”是总领的意思，“录”了“尚书事”，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插手政事处理与人事任免。比如杨骏先是“录尚书事”，后来觉得不满足就又“录朝政，百官总己”；汝南王也是“录尚书事”；赵王未得志前求“录尚书事”，被拒绝之后才怀恨发动兵变。
从赵王开始，执政者野心膨胀，区区“录尚书事”已经无法令人满足，他们渴望更大权限。于是赵王篡位之前担任“相国”、“依宣文辅魏故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就像当年司马懿、司马昭父子操纵曹魏小皇帝一样控制晋惠帝；齐王在专权方面也不遑多让，“拜大司马，加九锡之命”“如宣、景、文、武辅魏故事”。
长沙王则刻意保持低姿态，避免步齐王后尘，为此他仅仅保留军职，没有“录尚书事”，也没有兼任文职来干预政务。
即使没有兼任文职，也可以通过安插亲信的方式来控制尚书、中书、门下三台，不过长沙王也没有这么做。当时的尚书令先是王戎后是乐广，尚书仆射是东安王司马繇；中书令是卞粹，中书监是东海王司马越。王戎、乐广都是前朝老臣，一向圆滑处世，在历次党争之中始终屹立不倒，乐广还是成都王的岳父，这两人对任何执政者都是阳奉阴违，只求明哲保身的；卞粹则是河间王的党羽，死心塌地想助河间王成为执政者；而司马繇与司马越两位王爷是长沙王的族叔，辈高年长，自然不也会对长沙王唯命是从。
因此严格来讲，长沙王不能称为执政者，他只是卫戍京畿的军事长官。长沙王给自己的定位也是如此，他极力推崇的执政者是成都王。
长沙王向天下人表示，成都王才是真正的执政者，为此他做出表率向成都王臣服。朝中政务事无大小，长沙王都派人赶赴邺城请示成都王，然后才实行。
尊奉成都王是长沙王的策略。河间、成都二王都虎视眈眈，长沙王没有实力与之抗衡，只有合纵连横，选择与成都王结盟。那时成都王如日中天，只要引为奥援，河间王就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天下就可暂时稳固。更妙的是长沙王这种低姿态还可以狐假虎威，当朝廷出台某项会损及某些人利益的政令时，人们就会发现，这道政令是由长沙王与成都王联合签发的，其权威不容置疑。
但是这个策略是以牺牲行政效率为代价的，政出多门的唯一后果就是朝政更加混乱低效，用《晋书》中的原话就是“百度弛废”，胜过齐王当政时期。
在如此惨淡背景之下，长沙王仍思振作，他执政期间重点要解决的是平定蜀中叛乱。
蜀中叛乱是元康年间关中叛乱引发的连锁反应。追本溯源，罪魁祸首仍是赵王，此人祸国之尤，真是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要说蜀中，不得不先回顾一下元康以来的关中局势。
元康初年，以武威太守兼任护东羌校尉的奉高侯马隆病死在任上。马隆是个传奇人物，武帝朝秦、凉两州的鲜卑人匈奴人羌人氐人叛乱迭起，十多年无法平息，马隆自动请缨，提三千士卒孤军深入，迅速平定叛乱。此后马隆镇守关中十余年，关中也因此平静了十余年。
但马隆一死，这个平静就无法持续了。当时镇守关中的是赵王司马伦，他与他的幕僚孙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处理复杂多变的民族纠纷时只会起到火上浇油的作用。
于是关中叛乱又起，元康四年（公元294年）五月匈奴人郝散在并州造反，攻打并州上党郡，失败之后逃往关中。八月，郝散在雍州北部的冯翊郡被包围，投降被诛。
两年之后，元康六年（公元296年）五月，郝散的弟弟郝度元在雍州冯翊郡及其毗邻的北地郡再次举起反旗，与他同时起兵的还有北地郡的马兰羌、卢水胡两个种群。他们攻陷北地郡，杀死北地太守张损，屡次打败冯翊太守欧阳建。随后，率兵从长安赶来镇压的雍州刺史解系也吃了大败仗。
王师的接连败北，助长了反叛者的气焰，也催生了新的反叛野心。于是雍、秦两州的羌人、氐人一时俱反，推举氐人齐万年为首领。齐万年则因利就势，建国号称皇帝。战火蔓延整个关中，成燎原的势态。
由于兵祸，元康六年秋季，关中发生了大范围的饥馑，同时还爆发了瘟疫。到了第二年，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雍州（从元康三年起到元康七年，雍州的版图包括了雍、秦两个州）再次爆发瘟疫。祸不单行，这一年关中夏、秋两季滴雨未下，到了深秋天气陡变，突如其来的严霜又冻杀了大旱之下劫后余生的一点庄稼。
于是元康七年的饥馑来势更加凶猛，波及范围更广。当时长安以西赤地千里，到处都是饿殍，谷价涨到每斗万钱的天价，百姓买不起粮食，只好人相食。而朝廷赈济无方，当灾情上报洛阳的时候，惠帝竟好奇地问朝臣：“百姓不食粥，何不食肉糜？”
因此有大量关中百姓在家乡无法生存，沦为了难民。他们逃难的方向主要是向南逃入梁州汉中郡，那里有富饶的汉中平原，可以乞食；少部分流民向西，逃入凉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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