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野王死后，朝廷诏令刘弘接任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刘弘任命南蛮长史陶侃为大都护、参军蒯恒为义军督护、牙门将皮初为都战帅，日夜兼程去增援襄阳；刘弘自己则与赵骧一起，率领八千禁军去解宛城之围。张昌攻宛城是倾巢而出，区区八千人力小难济，宛城最终失守，南阳太守刘彬与平南将军羊伊阵亡。这一失利影响很大，刘弘不得不撤出荆州，屯守豫州汝南郡梁县。
危亡之际，刘弘安插到襄阳的陶侃、皮初等部发挥了作用，张昌回师围攻襄阳，久攻不下。此时刘乔已经击溃黄林，反守为攻，直指江夏郡，张昌军老师疲，一听后院起火连忙撤军回防，陶侃、皮初趁机出城，追着张昌打。
随后的半个月对于张昌而言就是噩梦，打仗呢是逢打必输，逃跑呢总是慢上半拍。江夏郡很快被攻破，前两个月轻易得来的荆州诸郡，在刘弘、陶侃、刘乔三路军队的紧逼之下，更加迅速的回到朝廷手中，此后的张昌就像游魂，在三军的间隙之间游走躲藏。
太安二年七月，陶侃在竟陵郡彻底击溃叛军主力，迫使张昌只能龟缩在下儁山做山大王。此时虽然距离张昌最终被擒被杀还有一年时间，但是此役之后，荆州大局已定。
张昌叛乱是西晋后期唯一被朝廷镇压的大规模变乱。论参与人数、论破坏程度、论影响范围，这次叛乱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关中、蜀中。关中、蜀中叛乱旷日持久，这次却被迅速平定，这不得不归功于长沙王的知人善用与调度有方。
光复荆州的主帅刘弘可谓大器晚成，他是三国时期曹魏名臣刘馥的孙子。刘弘“有干略政事之才”，幼年与晋武帝同居洛阳永安里，既是童年玩伴又是同窗好友，但奇怪的是刘弘并没有成为武帝肱股大臣。刘弘此前数十年始终与行伍相伴，他年轻时曾是镇南大将军羊祜的参军，羊祜慧眼识英，预测他将来地位不在自己之下；后来刘弘又担任宁朔将军、假节监幽州诸军事，领乌丸校尉，“甚有威惠”，把北方边境治理得“寇盗屏迹”，“为幽朔所称”，刘弘也因此被封为公爵。
等到长沙王重用刘弘戡靖荆州的时候，刘弘已经是六十七岁的老人。羊祜当年的预言实现了，刘弘果然也做到镇南大将军，并且不负众望，再次将荆州从兵火中解救出来。刘弘在两晋交替的非常时期拨乱反正，守住这片多战之地留给后人，其功勋并非后来的守成者所能比拟，失荆州者失江南，若不是刘弘平定上游，日后东晋能否在江南立足还是一个疑问。
两晋的封疆大吏，最英雄辈出的首推荆州，西晋有羊祜、杜预、刘弘，东晋有王敦、陶侃、桓温、桓玄等名臣或枭雄在此建功立业，王敦与桓温、桓玄甚至试图凭借荆州强盛军事实力颠覆司马氏，篡位自立。其中羊祜与刘弘二人的功业是开创性的，刘弘在历史上得到的待遇也与羊祜相仿：
一、当年羊祜被授予权力自主任命荆州大小官吏，刘弘也受命在荆州“叙功铨德，随才补授，甚为论者所称”；
二、羊祜在荆州被士民拥护，死后荆州人“莫不号恸，罢市，巷哭者声相接”。刘弘在荆州“劝课农桑，宽刑省赋，岁用有年，百姓爱悦”，死后“士女嗟痛，若丧所亲矣”；
三、羊祜临死前推举杜预，刘弘重用并且举荐陶侃，杜、陶两人后来都镇守荆州，杜预立下了平定孙吴的伟业，而陶侃则是平定东晋苏峻之乱的元勋；
四、《晋书》替羊祜、刘弘两人都立了传，《羊祜传》排在西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祥；《刘弘传》排在东晋列传第二的位置，仅次于琅琊王氏的王导。
西晋末年有一句时谚，“得刘公一纸书，贤于十部从事”。如果当时少几个河间王之辈，多几个刘弘，那么天下大势肯定不会演变得如此凄凄惨惨。
徐、扬两州恢复平静要比荆州晚半年，此中原因与朝廷的重视程度有关。
徐、扬偏于中原东南隅，与洛阳隔着豫、荆诸州作为缓冲，动乱一时不会蔓延到中枢；出兵荆州已是长沙王能力的极限，他无法另派一支军队去远征江南，而且在荆州平定之后，长沙王随即陷入了内战，自身都难以保全，当然更无暇顾及遥远的徐、扬。因此朝廷对于徐、扬动乱的态度可归结为四个字：自求多福。
当时受命都督徐州诸军事的是竟陵王司马楙，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是刘准，两人也全是无能之辈，面对叛乱丛生的辖区束手无策。值得庆幸的是两州境内的流民人数、被占领或破坏的区域远远不及荆州，境内幸存的政府军也强于荆州，综合而言政府方面的实力并不落于下风，只是指挥不当与接连败北失土严重影响了士气与信心，这种客观形势是两州依靠自身力量平定叛乱的前提。
而且扬州另有一支强大的力量可以左右江南的局势，那就是江南的士族。百年前孙策孙权父子能够在江南立足并且建立政权，就是因为得到了江南士族的拥护；日后的东晋政权为了在江南站稳脚跟，也花了大力气去笼络江南士族，王导甚至专门学习了吴侬软语去讨好江南人，还试图与吴郡陆氏联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西晋时期北方强盛，北方人以胜利者自居，中原士族视江南士族为亡国之人颇多轻视，南北之间矛盾很尖锐。由中原人为主导的西晋政府对于江南士族的态度也是防范多于笼络，荆、扬两州驻有重军的目的就是震慑江南士族，提醒他们不要轻举妄动。江南人对于西晋政府也是怀着很深敌意的，他们称呼北方人为“伧鬼”，被迫臣服于“伧鬼”，江南人始终心有不甘。几十年来江南人始终有自立政权、与洛阳分庭抗礼的企图，不停有人据兵自立试图割据江南，相关的努力直到东晋建立之后还没有完全停止，《晋书·元帝纪》中记载元帝太兴元年（公元318年）十一月“故归命侯孙皓子璠谋反，伏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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