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原始资料能够保存下来，那么晋惠帝是否痴呆就一目了然。只可惜这些资料都亡佚了，晋惠帝死后五年，洛阳陷落，随即被匈奴人刘曜一把火烧为平地；晋惠帝死后十一年，西晋灭亡，只有少数臣子侥幸逃到江南，加入苟且偏安的东晋小朝廷。因此完全有理由相信，西晋的史料在它亡国之初就已经残缺不全。
西晋灭亡后的三百年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乱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漫长的乱世。在这三百年里有无数人家破人亡，追根溯源都可以归罪于当年晋惠帝的无能，归罪于那些祸国殃民的晋朝王爷。肯定有无数人痛恨晋惠帝、痛恨司马家儿，可以想象，当时的街头巷尾必定产生了大量关于晋朝皇帝、皇后以及那些争权夺利的王爷们的离奇传说；这些传说有的被时间冲走了，也有的留下只言片语，成为后世难辨真伪的史料；
另外，在这三百年间，以江淮为界，南北各自兴起并湮灭了数十个政权，这数十个政权间不停地爆发战争，并形成南北对峙，前一百年是东晋对峙十六国，后两百年是南朝对峙北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各个政权之间也会对敌国进行攻诘造谣，等到天下再次统一的时候，官方留下的史料，散佚民间的史料，鱼龙混杂，已经难辨真伪。
今人读史会发现两晋南北朝的昏君、暴君多得令人惊讶，其中南朝刘宋、萧齐的几个少年皇帝、北齐高家的几位皇帝，残暴程度令人发指，可谓完全丧失了人性。这些人之中，有多少是被泼了污水，有多少是真正的暴君，如今也很难查证了。
无独有偶，《晋书》除了裁定晋惠帝是痴呆，还裁定另一位晋朝皇帝是私生子。这个不幸的皇帝就是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司马睿，《晋书》里说他实际并非司马家的孩子，而是母亲夏侯氏与一个牛姓小吏私通的产物。
这一说法最早出自孙盛的《晋阳秋》。孙盛出生于西晋末年，仕宦于东晋，以史学家的身份留名于后世，《晋书》第八十二卷替陈寿、司马彪、习凿齿等晋朝有名的史学家立了传，孙盛也名列其中。孙盛的主要作品是两部断代史，分别是记叙曹魏历史的《魏氏春秋》与记叙两晋历史的《晋阳秋》，如今这两部书已经散佚殆尽，只残留零星篇章。
在《晋阳秋》残本中有这么一句话：“又初元石图有‘牛继马后’，故宣帝深忌牛氏。遂为二榼，共一口以贮酒。帝先饮佳者，以毒者鸩其将牛金，而恭王妃夏氏通小吏牛钦，而生元帝，亦有符云。”
这句话明白无误的指出晋元帝的生父并非西晋第二任琅琊王司马觐，而是一个叫牛钦的小吏。若是仅仅考虑孙盛与晋元帝是同时代人，亲身经历过两晋之交那纷纷扰扰的岁月，这话似乎可信；但是如果考虑到孙盛在东晋为臣（孙盛寿命长，他一生经历了东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海西公、简文帝八个皇帝），却奋笔直书开国皇帝是个私生子，这未免太不可思议；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晋朝人的反应，《晋书·孙盛传》里评论说“《晋阳秋》词直而理正，咸称良史焉”，可见《晋阳秋》写成之后在当时广为流传，东晋的臣子看了都说是“良史”，孙盛本人也没有因为宣扬皇帝的血统不正而受到任何制裁，一口气活到七十二岁才寿终正寝，这岂非咄咄怪事？
怀着疑问，再细细品味这句话，就可以读出一股熟悉的神棍气息。两汉两晋时期谶纬之说大行其道，上至公卿王侯下至平民百姓，都相信有那么一幅模棱两可的古图，或者是一句晦涩难明的古语，暗藏玄机指示着天下苍生的福祉。许多人穷尽毕生精力专研此道，制造出更多不知所云、穿凿附会的东西，有不少政治人物则借用谶纬来进行政治投机。
比如说陈胜造反之前，先要伪造一份神谕，说“大楚兴、陈胜王”；再比如说西汉宣帝刘病已登基之前，也曾出现“公孙病已立”这样的谶言；后来王莽要篡夺西汉皇位，也伪造了一系列的谶言；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称帝，也应验了“刘秀当为天子”的谶言；到了汉末，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事先也大造舆论，说这是印证“代汉者，当涂高也”的谶言。
总而言之，谶言已经成为野心家用来制造舆论、标榜天命所归的工具，其中被利用得最频繁的谶言就是上面那句“代汉者，当涂高也”。这句谶言出现于西汉中期，到了两汉之交，割据蜀中的公孙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当涂高”，忙不迭地称帝，国号“成家”，没过几年就亡于东汉；过了两百年，汉末乱世，割据淮南的袁术也动了心想当皇帝，于是他也“当涂高”了，在淮南做起了皇帝，建号“仲氏”，过把瘾之后就兵败势穷，吐血而死；之后又过了一百四十年，西晋末年，幽州都督王浚也做起了皇帝梦，他也开始宣传自己是“当涂高”，幸好还没来得及称帝就被石勒消灭，算是保住了名声。
《晋阳秋》残本中的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谶言，内容是“牛继马后”，这个谶言被认为暗示着晋朝的衰落不可避免，将有一个姓牛或者与“牛”有关的人物兴起，取代司马氏。
这个谶言是有利用价值的，而且确实有一股势力在利用这个谶言攻击东晋皇室，不过肯定不会是孙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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