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一的当年，他就下诏统一度量衡，俗称“四十字诏”，把这个诏令加刻到秦国原先的所有量器上。现存于世的“大良造商鞅方升”等文物，就刻着这个诏书。
战国时，六国各自为政，老百姓和官府约定俗成，度量衡各自不同，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要经过复杂的换算，算得人头晕。秦始皇的这一整顿，不用说，大大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商贸发展。
秦始皇还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个算法后来也延续了千年，大致不变。
他的第三功，是统一货币。
春秋战国的货币之乱，也足以让人头晕，可以写整整一部书了。像齐、燕用的是“刀币”，三晋用的是“布币”，楚国用的是“蚁鼻钱”，五花八门。这些钱币，当成艺术品看，是绝佳；如果要互相兑换，一个人的脑袋还真是算不过来。
秦国使用的货币，是方孔圆钱。秦始皇统一后，制作了法定货币“秦半两”圆钱，与黄金并用。其他商周以来作为古老货币流通的珠宝、龟甲、贝币、银子等，统统退出流通领域。
从此，铜制的方孔圆钱作为主流钱币，在我国流行两千年，直到清末才退出货币体系。
秦始皇的第四功，是统一交通。
交通在古代，不光是关乎老百姓出行方便，还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征战、行政效率、信息传递、维系边疆等，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大动脉。
在没统一之前，各国道路不一样宽，车辆也不一样宽。诸侯为防止外敌侵入，还设了很多关卡，就如现代的“柏林墙”。
于是，秦始皇在实行“书同文”之外，又下令“车同轨”，车道宽度为6尺，全国一样，原六国的所有关塞统统拆毁。
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他又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建古代的高速路——“驰道”。路宽50步，路基宽厚，埋有金属标杆，两旁遍植青松，壮丽无比。
从统一第三年起，他就在这条高速路上出巡全国，第一次就去了山东半岛，登上了泰山，然后转到琅琊、彭城，看完了南岳衡山才回去。这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开汽车跑一趟也不轻松。
为了防御匈奴，秦朝还从咸阳往北，修了通往边境的“直道”，用以运兵运粮。后来司马迁去北方旅游，走过这条路，看见道路凿山填谷，感慨秦始皇太不爱惜民力。不过这个问题，就看怎么看了。就防御匈奴而言，比较一下秦的气壮和汉初的窝囊，不能不承认秦始皇还是够有气魄的。
秦朝后来又平定了西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涵盖今日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方。为了经略这些岭南之地，又专门修建了“新道”。这些道路网，就是搁到今天，也堪称伟大的实用工程。
秦始皇的第五功，是“统一法令”，这是诸统一中最根本的一个统一。六国灭后，秦国蜕变为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如何统治，如何管理，没有统一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统一之初秦始皇就废除了六国五花八门的礼仪和法律，实行商鞅之法，“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4）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等于铲除了春秋以来混乱分裂的根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郡县制保障了古代中国以千年为单位的超级稳定统一。
自从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以后，现代中国人对古代的超稳定结构颇有非议。其实，稳定显然要比动荡好，起码古代中国人享受到了当时欧洲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经济、文化繁荣。上千年的安稳日子，怎能一笔勾销？
可是古代人也有思维定势，凡事不问好不好，只问习惯不习惯。秦帝国统一之初，丞相王绾就曾提出，燕、齐、楚故地离中央太远，应考虑当地人民习惯，保留分封制，设置国王。群臣都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很方便，只有李斯反对置诸侯。
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说：“天下之所以苦斗不休，是因为有王侯分封，现在天下初定，又复立国，不是自己找乱子吗？”
不料，统一了八年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郡县制好还是分封制好，这个问题又成了舆论焦点。
这就牵出了一个与“秦始皇”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成语——“焚书坑儒”。
据记载，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召集博士70人前来祝贺。秦在灭六国过程中，有意搜罗了各国的博士70人和诸生2000人，由公家养着。豢养他们，主要是让他们歌功颂德，以今日眼光观之，这也没什么大错。
问题在于，这些博士是喝着六国的文化乳汁长大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习惯的问题。祝酒这天，仆射（官职名）周青臣先站出来唱主旋律，他说：“以前秦地不过千里，全赖陛下神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耀之地，莫不臣服。废诸侯、置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盛德呀！”
周青臣说得不完全错。可惜秦帝国的国祚太短，后又被汉朝有意妖魔化了，否则它留给后人的大概不会是个“暴秦”形象，如果历史也给它两三百年的时间来纠错，它就很可能是个光辉无比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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