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文帝明令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度，实行 州县地方官荐举人才的办法，如曾命诸州每 年举送三人。到隋炀帝时，开始设立进士 科，用考试方法来选取进士。进士科的设 置，标志着科举制度的成立。科举制度在隋 朝还在形成的过程中，而到了唐朝，便进一 步地发展和完备起来了。
隋文帝即位后，曾两次命人修定刑律， 制正《开皇律》。唐律即根据隋律而来。
隋文帝继续颁布均田令，推行于全国各 地。隋朝经济的繁荣，均田制的施行是一个 重要的原因。
在继续实行均田的基础上，隋文帝对租 调力役也作了规定。租调力役的减轻，有利 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的 发展；也有利于封建国家把豪强地主控制下 的农民争取过来，使之成为国家编户，增加 国家掌握的人口。
此外，隋文帝还实行“大索税阅”与“输 籍之法”，使政府掌握的纳税户口大为增 加。
随着户口的增加，耕地面积也随之扩 大，府库充实，社会经济得到了发展。
公元604年，杨广派人杀死隋文帝再杀 死哥哥杨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历史上称 他为隋炀帝。
隋炀帝营建东都，开凿大运河，实行残 暴统治。
二、两次历争的失败
刘焯出身于一个小官吏的家庭，他的父 亲刘洽曾为郡功曹（掌人事，与闻一郡的政 务），家境并不富裕。
刘焯天资聪敏，深沉好思。他青少年时 最好的朋友是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天资也很聪 敏，他们共同学 《诗经》于同郡的刘轨思， 受《左传》于广平（今河北鸡泽）的郭懋当， 问《周礼》于阜城（今河北阜城）的熊安生。
刘焯三处受业都未满期便辞别老师另 求新知。随后，他得知武强（今河北武强） 的刘智海家中有大量藏书，便与刘炫结伴就 读于刘智海家，闭门读书，虽衣食不继，仍
自得其乐。这十年苦读，使他成为饱学之 士，于是以儒学知名，为州博士（掌经学的 传授）。
约公元583年，冀州刺史赵煚聘刘焯为 冀州从事（刺史的僚属）。不久又举秀才（荐 举人员科目之一），到京都长安（今陕西西 安）与著作郎王邵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之 事。这时刘焯已经是年近 40。虽然官微位 卑，还是积极参加了这时的历法论争。这一 年，他献上了经苦心钻研和实测而得的、自 信能够会通古今、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 而有证的新历法。
公元584年，隋文帝决定颁用他的宠臣 张宾所献的开皇历，这大大出乎刘焯的意 料，他就和当时著名的天文学家刘孝孙一起 反对张宾的开皇历，指出开皇历不用岁差 法、定朔法等六条重大失误。
岁差就是回归年和恒星年每年之间的 差别。回归年就是由于地球绕日自转轴与公 转轴倾斜，使地球上日照的倾角发生周期性 的变化。从而发生季节变化，它的变化周期 可以用中午日影长度的变化度量。恒星年是 利用季节星象判断季节。回归年和恒星年每 年相差不到一分，叫做岁差。中国天文学产 生的初期，是利用星象判断季节的。但是由 于中国古时的度量系统是赤道式的，而且采 用二十八宿人宿度这种以赤经差计量的特 殊表达方式，致使古人不知存在差异，发现 岁差比较晚。
约 330年，东晋的虞喜 （281——356） 发现，依照《尧典》的记载，冬至时的昏中 星为昂星，而到了虞喜的时代，冬至昏中星 为壁9度。这就是说，从帝尧到东晋这段时 间内，冬至昏中星已从昂宿，经胃宿14度、 娄宿12度、奎宿16度、退行至壁宿9度， 合计退行 5l度。虞喜估计唐尧时代相距 2700年，由此可以求得约53年岁差一度。
虞喜发现岁差，在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显然，古历把节气与星 度相等同是不正确的，寒暑变化一周不等于 太阳在恒星间运行一周，也就是说周天与周 岁是不同的概念，太阳在黄道上运动，经过 一岁之后并未回到原处、还差1/53度 （赤 经差）。
张宾的开皇历，在虞喜发现岁差200多 年后仍然不用岁差法，显然是落后于天文学 发展水平的。
定朔法是和岁差联系在一起的。在没有 发现岁差以前，人们不清楚太阳和月亮的运 动是不均匀的，所以那时采用的是手朔，朔 是不能真正反映合朔时刻的，要想解决这个 问题就要根据日月运动的不均匀性考虑一 个定朔的办法来解决，而开皇历也没有这种 定朔法，所以不可能不引起刘焯等人的激烈 反对。
刘焯和刘孝孙据理力争，批评多切中要 害，表现了极大的坚持真理的勇气和很高的 天文学素养。但是，事与愿违，刘孝孙却因 此被扣上非毁天历，率意迂怪的大帽子，刘 焯也被加上妄相扶证，惑乱时人的罪名。这 对于刘焯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也给他的 仕途蒙上了浓暗的阴影。虽然是这样，刘焯 能够和刘孝孙交往和共事，对于他在历算研 究方面的长进还是获益非浅的。
刘焯在参加第一次历法之争失败以 后，被调到门下省，以备皇帝顾问。随后不 久又被授予员外将军之职。后与诸儒于秘书 省考订儒家经典，并曾一度返回故乡，县令 韦之业请他做了功曹之职。
公元586年，刘焯复返京师，奉命与刘 炫等共同考定由洛阳运到长安的文字磨灭 的石经，以补正这些磨损的部分，可见刘焯 对儒家经典深有研究，而且在当时颇孚众 望。其后，在国子监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 书牛弘、国于祭酒苏威（534——621）、国 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 晖远、崔崇德、晋王文学苏赜等群儒共论古 今经籍的滞义，前贤不能做出确切解释的， 每次入座后，都要论难蜂9起，刘焯以他的 精博，使众不能屈，杨素等人都不得不佩服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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