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文革”爆发，8月31日——令我终生难忘的、刻骨铭心的日子！因我已十四周岁。公安局、商业局（先父工作单位的上级机关）、街委、三街大队（居住所在地，因系郊区，居民与农业户混居）联合行动，将我家“扫地出门”！全家八口人只穿身上的衣服，被赶进一间空房，连床铺也没有！随后，先父也进入商业局的“牛棚”，不准回家，由家人送饭。这次抄家，被区里当作重点之政治大案对待，非常重视！因掌握了先父与叔父和“反动人物”胡适有牵连！
先父校勘的书稿，平生心血——一纸未剩！
这是两次抄家的大略情况，至于另一次，已是回忆不清。母亲年事已高，也只能提供如上。
在这封信后面，周贵麟又作补充如下：
再写几句，前面叙抄家经过之回忆，心中很不是滋味，眼睛不禁湿润。写得难免简略，还请梁先生原谅吧！
还是抄录叔父一首词作吧！这是我的精神支柱！我无比珍爱！
风入松
读梦碧兄遗作感赋
春晖秋爽旭升熹，故里旧园西。海棠泛彩颜色好，渡小桥、高阁临溪。栏外帆樯夕影，墙边晴畦。
古藤十丈架云齐，芳气四邻迷。斧斤一旦加汤濯，石仙人、也泣荒篱。莫问民情文化，何须善恶分题。
作于癸未年腊月
2003年秋，我于书摊发现一薄册《 天津诗词 》，没有出版社，似是自费印刷，内有寇梦碧词家酬和叔父之作《 渡江云 》，惊喜意外！后抄与叔父阅知，叔父即兴感赋《 风入松 》词作，寄与我留作纪念！
叔父出生地——春晖里，旧有“爽秋楼”，又名“旭升阁”。旧居院内有一株古藤，估计明代所植，又有一石雕美人像，皆被毁。
这是事事讲“阶级路线”，大搞“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里之一幕悲剧。虽然毛泽东本人对《〈 红楼梦 〉新证 》很欣赏，对胡适也说过“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廿一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胡适大传 》1166页 ），但在“路线”和“政策”的大前提大背景下，整个社会氛围已经绷紧了“阶级斗争”的神经，即使“伟大领袖”其实想予以保护支持的人和事，也会遭遇意想不到的伤害。周家老宅的两株古藤，树龄已超过三百年，从周汝昌的祖父起，就视为传家宝，取了“藤阴斋”的雅号，并请康有为题写此三字匾额。在“文革”抄家的灾难中，两株老藤被砍断，还向根部浇了开水防止其根部再萌发新芽。
红楼无限好，夺目夕阳红“文革”沧桑（2）
周贵麟于2005年3月5日又来信说找出了周祜昌1984年写的向有关单位索要手稿书籍之信札，其内容如下：
在1965年年底那天晚上，由于邻居（街道组长）告密，户口警来盘查，并带来几个街道青年，问我在干什么。当晚前后两次，索去《 红楼梦 》手稿十来册。次日续取走其他书籍手稿，并让写检查。书物未还回来。
1966年，街道公安员亲自通知：所有书籍笔札，片纸不得自留，扫数作为“四旧”送交街道，用挑筐担着送了有几次。当时觉得这样也好，究竟我们搞的什么工作，让它见见天日。真相大白之后，还会归还的！一派天真。
1967年区工代会、公安局、武装部揭发区业余中学的问题，将我（当时任业余中学教师）送回商业局属供销社，隔离审查三个多月。记得当时“交代”：研究资料中有一部有正书局石印的《 红楼梦 》二十册，乃是胡适原有，1948年由周汝昌借来，我们在此书上作过重要的校勘。
这年秋天（应是1966年。贵麟按），几次抄家，被逐搬迁。我在北京图书馆历年积累的铅笔校勘纪录，解放后购置新书，以及业中（业余中学简称——引者）抽屉中的《毛选》，都抄得干干净净。……
周汝昌本人，也在1968年“在劫难逃”而被“隔离审查”。起因竟颇有点荒诞意味。一个过去属于国民党而后来“起义”的军政人员之子弟，不知怎么知道周汝昌懂阴阳八卦，拿来一个生辰八字让周汝昌测，也没有说明是谁的。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周汝昌就按照测字的结果说了一番，其内容都是“大富大贵”的“吉利”话。没想到这个找周汝昌测字的人，由于原来的国民党背景在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的新运动中被隔离审查，供出了这件事，说生辰八字是毛泽东的。尽管周汝昌测字的“结论”都是好话，但也成了与“牛鬼蛇神”相勾结而妄批伟大领袖八字的一项“罪行”。周汝昌因此被隔离审查，其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顺便提及，这件事后来被以讹传讹，笔者前一段还看到一本书，上面说周汝昌在刚解放时就给毛泽东测生辰八字，并且把测字结果直接寄到中央，中央办公厅回信说不准搞迷信活动。笔者曾就此向周家质对，证明完全是子虚乌有。周先生说，这怎么可能呢？给毛主席测八字还寄到中央，谁会愚蠢到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周汝昌对自己被“揪”出来的情况是这样回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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