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拙著的一部分作为笔者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参加答辩时，周汝昌曾作为校外专家应山西大学答辩委员会之请写了“专家评语”，这种资料他处所无，兹全录于下：
对山西大学研究生梁归智同志《 红楼梦 》论文的浅见
主题是“探佚”，从事于此，先要有识，他能认识要扫除伪续后四十回的欺骗读者、歪曲原作的恶毒影响，必须从探佚做起。有意识、有系统地做探佚工作，本身即为一种卓识。
再看他的方法和态度，也都是良好的，正确的。其分析、推理，基本上是具备了一个独立研究者的材力的表现。并且，他在继承已有的研究成果上有其审辨选择，他又时有很好的创见。
从目前全国研红情况看，他的探佚水平是高的，有意义的。
我因目坏，只能抽看一小部分，初步印象如此。希望不至于大谬。
周汝昌
1981.6.3
笔者的论文答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答辩委员会的资深教授对探佚和否定后四十回提出质疑，而且很尖锐。笔者当年书生气十足，在答辩时毫不客气地予以反驳，滔滔雄辩，甚至有点动感情的言语不逊。不过那时整体学术空气还不错，尽管笔者如彼“狂妄”，那位质疑的老教授最后还是投了通过学位的赞成票。这些情况都发生在周汝昌为拙著写序之前，笔者当然也和周先生通信谈到过这些“轶事”，这就是周先生的序中这些句子的“来由”：
研究《 红楼梦 》而不去“打开书”，研究作品的“本身”，却搞什么并不“存在”的“探佚”！这有何道理可言？价值安在？有人，我猜想，就会这样质难的。舍本逐末，节外生枝，还有什么词句名堂，也会加上来。
《 探佚 》的作者，曾否遭到不以为然的批评讽刺，我不得而知。假如有之，倒愿意替他说几句话。——以下是我假想的答辩辞。
1982年5月3日至7日，山西省八所高等院校在山西大学举行《 红楼梦 》学术讨论会，并成立了山西省高等院校《 红楼梦 》研究会。在邀请北京专家来参加会议的人选上，已经透漏出红学界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和形势。笔者虽然参加会议，并不参预其事，但山西方面和北京方面的来往定夺，也略知一二。最后是胡文彬先生陪着吴组缃① 先生一路，胡小伟② 先生作为文学研究所的代表一路，正式应邀参会，冯其庸③ 先生也短期光临。周汝昌先生没有来过山西，当然也想来参加，山西没有发邀请，周先生寄来了一首墨书贺诗。在会议中有吴组缃先生的讲学内容，那天笔者正有事未能聆听，听说主要讲治学方法，似乎没有多涉研红之事，但后来听说吴先生批评了探佚研究的路子，也可能是另外场合的谈话内容。但不久周汝昌先生就来信问：
传闻山西红学会上有人指兄之名面斥探佚，有此事乎？！兄信札文字谨慎，略无杂言，不似我信笔乱书。不知能见一二当时实情否。学术之事，试看古今哪一个重要学说之初出不是大遭反对的？哥白尼当时如有畏惧世俗压力之心，太阳至今仍绕地而行。可异不可异耶？（1982年9月30日）
吴组缃先生对探佚研究颇有微词，我是好几年后才确实感受到的。山西大学中文系赵景瑜教授的研究生路云亭④ 、安裴智⑤ 等毕业前访学，在北大见到了吴先生，吴先生一见面就谈起探佚，生气地说：“《 红楼梦 》研究怎么能这样搞？”又说周汝昌和梁归智两个如何如何。路云亭后来转述，说吴先生对笔者的姓名脱口而出，对赵先生反而记忆不太清楚，回忆说姓赵，名字里有个“景”字。90年代初笔者一度曾想考北大的博士，托当时正在北大中文系读博的从山西大学硕士毕业的朱琦（ 1962年生 ）代为联系，后来朱琦反馈话语婉转，但结论是有困难。到1995年笔者去美国讲课，在旧金山见到已经定居美国的朱琦，他才笑谈当年往事，说吴组缃先生听说笔者想考北大，对人说：“招谁也不能招他呀！”笔者听了也不禁为自己命中不能戴博士帽且无缘北大而莞尔。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4）
关于“探佚”的“合法性”和“科学性”以及后四十回“功过”问题的争论，80年代初刚刚拉开了一个序幕，此后，还要在各种不同的场合争论整整二十年，而且还要延续到21世纪，扩大到互联网时代“人间红学”的全球性范围。
当1983年5月《〈 石头记 〉探佚 》经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问世传奇”后，周先生面炙书香，比出版了自己的著作还要高兴，“喜题俚句，时复酷暑，绝类作序之年也”，一口气写了七首诗：
一
砥柱中流最可思，高音未必众皆知。
人间事事迷真假，万里求贤一已奇。
二
人生怀抱几回开，何幸书成蜡未灰。
永夜孤明为谁照？清光长是引方来。
三
奇冤谁为雪芹鸣？智勇能兼亦至情。
红学他年即青史，董狐左马记梁生。
四
悬真斥伪破盲聋，探佚专门学立宗。
地下有人应笑慰，感怀喜极泪脂红。
五
序君书忆喘吴牛，披卷今欣似爽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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