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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131)

  只道京华专酷暑,不知沧海阻横流。

  六

  下士闻道常大笑,报誉无惊致毁安。

  留得异同归一是,方知为学品尤难。

  七

  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怨不芳。

  风雨秋窗是谁事,月痕难解细参详。

  诗后注解说明写作时情态,颇可见其由衷的喜悦兴奋:

  癸亥初伏之末挥汗草于东城寓处,时正大修房,油漆熏咽,室内一切大乱不堪,而余吟咏不辍,大似二木头读感应篇也。

  周汝昌未是草

  值得提到的是,笔者的导师姚奠中( 1913年生,山西稷山人 )先生是章太炎先生的关门弟子之一,治学从小学( 文字、训诂、音韵 )和学术史角度入手,走的是朴学路子,与周先生的重“悟性”并非一路。姚先生与周先生本来并不相识,由于笔者论文的关系,姚、周两先生建立了联系和友谊。两位先生都是全国政协委员,又都是著名书法家和古典文学专家,互相赠送自己的学术著作,每年开政协会时在京城相聚,相谈甚欢。周先生把自己咏红的诗写成条幅送给姚先生,姚先生也有回赠。而下面这一首诗就是姚先生看了周先生题《〈 石头记 〉探佚 》七首绝句后所咏:

  证梦当年苦用心,雪芹异代得知音。

  读君佳句见怀抱,作育英才情意深。

  行文至此,似乎应该把探佚学的基本内容稍作介绍,读者才能对周汝昌何以对探佚学如此重视有所理解。曹雪芹原著只保留下来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曹雪芹逝世近三十年后才出现的。脂批抄本的批语中透露了一些残鳞断甲的佚稿信息,说明原著并非没有写完,而是基本上已经完稿,只是稿件待整理,文字待润饰而已,但八十回后原稿遭遇“迷失”的命运,八十回以后共有三十回,而不是四十回。同时,脂批也揭示曹雪芹在写作中创造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写作方法,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按“草蛇”指蛇行草丛时隐时现,“灰线”指用炉灰或石灰等漏洒以成线而时断时续,用以比喻在前八十回的写作中时时处处为后文的情节演变和人物命运的走向给出暗示。此正解为刘心武先生作出,笔者过去解作“草蛇”是蛇行草丛无脚印但有痕迹,“灰线”是以缝衣服之线拖于炉灰中留隐约痕迹乃是误解。探佚学就是通过仔细阅读前八十回,发现其伏笔伏线的内涵,体会作者的整体艺术构思,考察其微妙的写作艺术,同时再结合脂批提供的信息,以及曹学、版本学、流传接受史等研究的辅助,对八十回后的原著佚稿情节作研究,才看出原来曹雪芹写《 红楼梦 》要表现什么,其思想和艺术达到了何种高度。自然也就反证了后四十回续书是完全违背并篡变了曹雪芹之原意的。

  笔者的《〈 石头记 〉探佚 》就是做的这样一项工作。在此之前的研究者们,也有过这方面的涉及探讨,但大多是三言两语,断简零篇,既肤浅,又散碎,笔者第一次集中而全面地进入了这一领域作研究,基本上勾勒出了八十回后原著情节的大体轮廓,并且初步论述了由此产生的对“两种《 红楼梦 》”之思想、艺术和文化意义的认识,有不少新发明。情节方面如“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史湘云与林黛玉都用‘湘妃’的典故,是贾宝玉的娥皇、女英,佚稿中史湘云嫁给了贾宝玉”、“贾芸和小红是‘狱神庙’中救助宝玉和凤姐的重要人物”等等;理论方面如“曹雪芹并没有什么‘色空’观念,他并不认为空门中真有出路……雪芹既少‘色空’观念,也无‘补天’思想”;艺术方面如以大量的例证揭示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艺术的真实性、有机性和巧夺天工,具体规范为谐音法、谶语法、影射法、引文法、化用典故法等分类;以及通过实证使鲁迅等先贤早已提出的“其要点在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 鲁迅《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的曹雪芹的写实主义成就更为凸显,更有说服力……笔者的研究生导师姚奠中先生于1981年8月10日为《〈 石头记 〉探佚 》写的“前言”中就指出,这本书以探佚为基础而对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浅探”和“蠡测”具有革命性意义:“他这部分中所提到的东西和他的分析、评论,和一般就程高本《 红楼梦 》所作的评论比,确已大为改观。可见他的工作,对‘红学’研究已起着何等不可忽视的作用!”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5)

  探佚学的成绩对后四十回长期以来鱼目混珠的以假乱真格外具有澄清作用,或者说对一百二十回作为“整体”的文本接受观念特别具有“杀伤力”。这等于对大家已经习惯了的看法“釜底抽薪”,而要改变已经成了习惯的观念当然是要激起波澜的。周汝昌的红学研究从一开始,由于思维感受方式的独标一格,由于独能对教条平庸的思想环境出污泥而不染,而又对几乎红学中的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深度进入并发表意见,而他的意见又总是与别人不同,这使他在整个80、90年代,成了红学界引发争论最多的一位红学家。不仅在探佚这个核心问题上如此,在一些“外围”和“边缘”研究中,他也常常卷入争论而且显得孤立。前面已经谈到过他研究曹雪芹的家世,推断应该有一个叫曹宣的,由于没有实证,受到责难和讽刺,后在康熙时的《 曹玺传 》发现,才证明曹宣确有其人。但并不是每一个问题都能恰好有“《 曹玺传 》”出来作硬证,因此在红学的许多具体论题上,他都成了一种意见的代表人物,而且几乎永远是“少数派”。笔者曾在《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 箫剑集 》)一文中作过这样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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