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很难说周汝昌在每个问题上都绝对正确，但他确有一种迥异常人的悟性思维方式，这又很难为一般只具有常规思路的红学同仁们所企及理解。这种历史的际遇造成了一种“缥缈孤鸿影”的孤独寂寞的学术和人生境界。因而，他一提起笔来，无论是撰文、写信，还是吟诗，一种“积郁”、孤愤的情绪就汩汩涌出。郁愤出诗人，郁愤的情绪加上周汝昌的天分，使他特别能于曹雪芹产生“同情”，而发《 石头记 》的真铨，也使他的学术文章写得格外漂亮，不仅是“学术”，而且是“文章”。所谓“玉言”和“解味道人”的别号良不诬也。即使那些和周汝昌学术见解十分对立的人，私心里也不能不承认他的文章“妙”，他的笔“生花”。说得不客气一些，周汝昌的天分是远在他的红学同仁们之上的。他不仅有学，而且有才，更重要的，是他有识。考据、义理、辞章，周汝昌三者都擅胜场，因此，他一下子就进入了曹雪芹的胜境，而他的同仁们却往往为高鹗所牢笼。专攻考据的人觉得他的思路跳跃性太大，好像不遵守考证的“规矩”，偏好文本分析的人又嫌他“脱离”文本太远，讥为“考证派”。总之，周汝昌“悟性”挂帅的治学思维方式常常使他的论敌们不知所措甚至不知所云。本质上言，这其实也就是曹雪芹和高鹗的差异。《 红楼梦 》的原著和后四十回续书，这个历史的吊诡挤着狡黠的眼睛，使多少大名家捉襟见肘遗笑人间呀。
由此一脉贯注，也就突出了周汝昌另一种“个性”和“风格”：他特别肯奖掖后进，特别能发现人才，特别愿意充当伯乐。周汝昌的这个特点是红学界所公认的。不少中青年学人都受他的提携而步入红坛。只要有一善可称，周汝昌就尽全力予以表扬，代为鼓吹，给予各种帮助，包括推荐发表、出版，写序言，介绍参加学术会议，等等。由于“学派”林立，众口难调，而被提携的学子们也禀性各异，有的颇具锋芒，有的学养欠周，周汝昌的古道热肠也就有时引起非议，招来种种“说辞”。周汝昌似乎对自己的大名鼎鼎估计不足，不知道享有大名的人不仅“批评”的话难说，而且“赞扬”的话也轻易说不得。
从根源上说，周汝昌对青年的提携也是他孤独感的一种衍射。在同辈和准同辈中觅不到知音，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更年轻的人身上。而一旦真获遇“高山流水”，满腔真情就会倾泻而出。无论是公开发表的序文，还是私下的个人通信和吟咏，周先生对我的习作可谓赞誉备至。这在对“知遇之感”没有强烈体验的“局外人”来说，自然要不以为然。
80年代，中国红学界的情况比起八十年代以前来有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大形势的发展，到红学圈子里来“问鼎”的人越来越多，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红楼梦 》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品格并且特别富有吸引力当然是一个重要因素。同时，经过“文革”以后的80年代，特别是前期，一方面市场化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另一方面全民族都有一种对“文革”中文化禁锢的反思情绪需要发泄，文艺成了一个民族精神的凝聚点，现代文学中的朦胧诗、伤痕文学、“重放的鲜花”（ “右派”作家的重返文坛 ），西方各种思潮的输入、“现代派”的大行其道等固然吸引着全民特别是文化界读书界的注意力，古典文学的研究也十分红火，而在这个领域，《 红楼梦 》的研究由于其历史的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也很自然成了一个颇受瞩目的看点。“文革”中的《 红楼梦 》校注小组已经演变为文化部艺术研究院的红楼梦研究所，《〈 红楼梦 〉学刊 》成了每年四期定期出版的国家级学术刊物，中国红楼梦学会也宣告成立。中国大陆的红学研究变得具有了强烈的集团性、组织性色彩。
这种大的形势演变，一方面固然对推动红学的蓬勃发展颇有助益，另一方面也衍生了许多人事和名利方面的问题。中国红楼梦学会成立时，在各种台前幕后的运作下，第一届中国红学会会长落到了其实并不以研究《 红楼梦 》为主的北京大学教授吴组缃身上，几位实际上具有实力的红学家如俞平伯、“两吴一周”和名位较高的几个文化人则被安排为学会的八大“顾问”。对此，周汝昌当然也没有表示什么意见，默认了，但由于自己的红学成就实际上处于领袖群雄的地位，对红学界不仅仅是单纯的学术园地这一特点也有了更为切己的体会。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周汝昌与中国红楼梦学会以及红楼梦研究所的关系日益疏远，到后来就根本不在《〈 红楼梦 〉学刊 》发表文章了，中国红学会举办的红学研讨会议也很少到会了，并多次在回答记者采访时声明自己“已经不是红学界的人”。学术活动是离不开人事关系的，这在各个学会中都一样，不过因为红学是显学，树大招风，因此红学界的情况就更加引人瞩目。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6）
不过在80年代最初几年，周汝昌还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学方面的招牌性学者。从1978年起，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周策纵教授就开始努力，发起召开第一届国际《 红楼梦 》学术研讨会，最后决定于1980年6月在美国威斯康辛州的首府麦迪逊举行。会议的发起组织者给中国大陆发来的请柬是严格排名的，俞平伯、周汝昌、吴恩裕……在中国大陆闭关锁国多年以后刚刚开始对外交流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国内的学者来说，这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和荣幸。俞平伯表示：“我年老有病，且旧业抛荒，自不能去。”（ 孙玉蓉《 俞平伯年谱 》）吴恩裕则在赴美之前突然病逝。中国大陆最后派出周汝昌、冯其庸和陈毓罴三位学者赴美国参加会议，会议的正式日期是1980年6月16日至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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