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有何新鲜？不就是西方“乌托邦”思想的变相吗？
其实，满不是这么回事。
分歧的实质又落到了表面上是对《 红楼梦 》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认知异同问题。这其实是当年周汝昌与胡适争论的继续，不过在概念措语上有了新的时代特征而已。这个争论到未来的21世纪还将以更新的面目再度上演。我们暂且打住，还是回到1980年美国的红学研讨会上吧。
应该说，周汝昌自己，那时也还没有把争论的核心和本质完全彻底梳理清白。在《 陌地红情 》中有这样的记述：
大会开到第五天上，主题已由各个单篇论文的评论进而转到总的研讨，即对数十年来红学的过去加以回顾，对它的未来试作展望。我作了发言，略谓艺业道术，往往有内外之分，如武术有“内家拳”、“外家拳”，医学有内科外科，连《 庄子 》等古书也分内篇外篇……。循此以立名，则红学亦有“内学”与“外学”：内学是对《 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的研究、分析、鉴赏、评论……；而所谓外学，则是对作品产生的历史时代背景，文学史上的源流演变，作者的家世生平，版本的分合同异等等所作的考证研究，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合衷共济，外详而内始明，内确而外愈切。
我的这一席话，并非无故而发，是由其针对性的，明瞭海内外红学大势的就能深得其味。多蒙耶鲁大学著名教授兼红学家余英时先生首先起立响应，他不但对他以往的主张作了解释，并且风趣地表明：红学内外，实为相辅相成，每一个红学家，都应当做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其实，余英时的表态，只是一种表示“气量”的方式，话说得虽然幽默，却并没有解决思想认识上实质性的深层分歧。周汝昌所谓“海内外红学大势”的“针对性”，即一直存在的、而且到80年代越来越强烈的“考证派偏离文学文本”、“红学成了曹学”的批评舆论。周汝昌提出“内学”和“外学”，意在为“外学”即曹学、版本学等研究争得与“文本研究”同等的地位。但这种区分还是没有十分明确地阐释清楚“外学”就是“内学”的基础和前提，红学的最关键问题是通过“外学”以区分曹著和高续“两种《 红楼梦 》”，才可望达到真正的“内学”，此一融会贯通的要义——才是名符其实的“内圣外王”。所谓“此两者看似分门别户，实则殊途同归；外而忘内，则泛滥无归，内而昧外，则识解欠确，所以切忌轻重之分，门户之见；必须唇齿相依，和衷共济”虽然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说得“一针见血”。当然，人的思考和学术的发展，都是需要过程的，是一步一步逐渐加深认识，才能最后“直捣垓下”“鞭辟入里”的。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8）
但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周汝昌还是相当清晰地把握住了红学发展的要害，而高自位置，独标一格。《 美红散记 》中以下一些段落都深堪玩味：
电子时代
“红学也进入了电子时代！”“听说科学方法证明了前80回和后四十回是一个人写的，是吗？”
其实，探本寻源之论，还是在于根究思想感情。……例子是小说家胡菊人先生举出的——这次来去都经过香港，两次蒙胡先生接待，并以他的著作见赠……第一节就是“后四十回的用字”。他说：“欣赏《 红楼梦 》最便捷的方法，是将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互相比照一下，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相差极大，大部分非曹雪芹原作。有人认为，后四十回根本不能读。”
王国维“评论”的评论
到了大会上，果然就有两三篇论文是研究王国维《 评论 》的，其中以叶嘉莹教授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一涉王静安（即王国维——引者）先生，大都忘不了提到叔本华，提到尼采，提到自沉昆明湖……，只有叶教授指出：王先生殉的并不是满清皇朝，他殉的实在是他当时自以为已然来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总崩溃。他实际上是抱着这一深悲巨痛而自尽的。……知人论世，谈何容易。高明的学者之可贵，正在于他能揭示给人们以历史的真实，事物的真相。
比较文学
西方重视比较文学的方法……用这一方法来研究《 红楼梦 》，如果真能精通中西两个方面，作出精彩的比照和阐释，确实能使人耳目一新，开扩“脑界”，对中外的文学艺术都会有很大的教益，因此是值得重视的一条研红道路……
当然，如果不是真的精通中外，对《 红楼梦 》和西洋小说文学并无透彻理解，只凭看到一些表面的“共通”点，便强作牵合，其结果自然会浮光掠影，似是而非，毫厘千里。在会下，俄亥俄大学的李田意老教授，曾再三向我谈到此一问题，表示了他的感想和关切。
我个人的看法，外国学者研红，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往往多走比较文学的路子，这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中国学者，兼通中外的也颇不乏人，他们如果能走这个路子，也许会给红学作出新贡献——也就是说，红学今后要靠中外人士努力合作，因为它越来越是一门“世界性”的专门学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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