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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_梁归智【完结】(140)

  周策纵生于1916年,比周汝昌年长两岁,湖南祁阳人,抗日战争后赴美国求学,获密歇根大学硕士、博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威斯康辛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他是以著《 五四运动史 》成名的,所涉及的研究领域很广泛,对红学的研究主要着力于考证方面,是一位在海外影响颇大的美籍华人学者。他于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活动筹办召开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与中国大陆红学界的名流结交。1980年1月周策纵为周汝昌的《 曹雪芹小传 》写序言,其中这样说:

  一九七八年七、八月间,我回到“一去三十年”的祖国来访问。

  在北京的短短几天里,除了探访古迹名胜之外,为了我当时正在提议筹开一个国际《 红楼梦 》研讨会议,很想会晤几位红学专家。除了最老一辈者如俞平伯先生之外,当然首先就想到了周汝昌先生。果然经过旅行社安排,在八月二十二日,他就由他的令嫒月苓陪着到我住的旅馆里来会面了。一杯清茶,我们便一见如故地长谈起来,正有点儿像中秋夜大观园联句说的“彻旦休云倦,烹茶更细论”了。我顺便把几年前作的一首小诗“客感”给他看,这诗是:

  秋醉高林一洗红,九招呼彻北南东。

  文挑霸气王风末,诗在千山万水中。

  久驻人间谙鬼气,重回花梦惜天工。

  伤幽直似讥时意,细细思量又不同。

  这诗自然只是写我个人久居海外的一些小感触,但如移作咏曹雪芹,似乎也不是完全不当。汝昌读了便静静地说:你诗作到这样,我们是可以谈的了。于是我们一谈就谈了整个下午,还谈不完。临别时,天色已黑,照了几张相片,光线都有点太暗了。过了几天我就回到了美国,把当时合照的几张影片寄给他,还在每张上面写了一首小诗,现在录在这里:

  燕京与周汝昌学长兄畅论《 红楼梦 》,归来得书,即以所摄影片奉寄,各系小诗。

  (一)

  故国《 红楼 》竟日谈,忘言真赏乐同参,

  前贤血泪千秋业,万喙终疑失苦甘。

  (二)

  百丈京尘乱日曛,两周杯茗细论文。

  何时共展初抄卷,更举千难问雪芹。

  (三)

  逆旅相看白发侵,沧桑历尽始知音;

  儿曹若问平生意,读古时如一读今。

  (四)

  光沉影暗惭夸父,一论《 红楼 》便不完,

  生与俱来非假语,低徊百世益难安。

  (引者注:四首诗第二句标点符号各自不同,皆遵从原文真实。)

  这些诗寄去后,很快就收到汝昌的回信,里面附有他答我的七律一首:

  得策纵教授学兄惠寄照片,为京华初会之留念,四帧之侧,各系新诗,拜诵兴感,因赋长句却寄。

  襟期早异少年场,京国相逢认鬓霜。

  但使《 红楼 》谈历历,不辞白日去堂堂。

  知音曾俟沧桑尽,解味还归笔墨香。

  诗思苍茫豪气见,为君击节自琅琅。

  (自注:姜白石词:东风历历红楼下,谁识三生杜牧之。)

  这首诗不但适切地写出了我们当时谈红的情景,也表现了当代研红学者的一些感触。

  周汝昌请别人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只有周策纵给《 曹雪芹小传 》和黄裳给《 献芹集 》两例( 21世纪笔者给周先生几种著作前面涂鸦不论;《 新证 》不同时期有王耳序和李希凡、蓝翎序属于特别情况,亦不论 ),此外顶多是请友人题诗,如《 恭王府与〈 红楼梦 〉》前面有叶嘉莹和张中行题诗。黄裳是周汝昌的老同学又是学者型作家,周策纵则是海外著名学者,周汝昌希望能得到“知言”的情怀是可以理解的。周策纵的序言也果然不负所望,其中颇有一些精彩的说法。例如:

  自从“五四”时期新红学发展以来,经过许多学者的努力,我们对《 红楼梦 》和它的作者、编者和批者的研究,已进步很多了。这其间,周汝昌先生1948年起草、1953年出版的《〈 红楼梦 〉新证 》无可否认的是红学方面一部划时代的最重要的著作。他挖掘史料之勤慎,论证史实之细密,都可令人敬佩。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八十年代:走向辉煌(12)

  人人都知道《 红楼梦 》里的诗、词、曲子都作得好而恰当,但汝昌更能指出雪芹在这方面的家学渊源和特殊风格;能指出清代女诗人之多,女子作诗几乎已成为雪芹时代的一种习尚;更能指出《 红楼梦 》艺术上许多特点之一是以古典抒情诗的手法来写小说。

  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他所描述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像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

  周汝昌美国之游的这一年,已经年届古稀,自然不会再有青年人那种对欧风美雨、异域风光的渴望向往和热情洋溢。事后想起来,好像在学术上也并无特别显著的收益,但从了解西方汉学的发展态势、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扩大“周派红学”的影响以让世界所知这一视角而言,还是很有意义的。周汝昌在《〈 红楼梦 〉与中华文化》( 1989年分别由工人出版社出中国大陆版、中国台湾东大图书公司出台湾版 )的“自序”中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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