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陆机的《 文赋 》，是我国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 文赋 》中的重要论点，应当首先数到“缘情绮靡”一说。
可是，“缘情绮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则问题就很多了。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误会错解。这种误会、错解，在诗坛上起了不小的坏影响，因而也影响了大家对陆机文艺理论的评价。
周汝昌从“缘情”、“绮靡”和“缘情体物”三部分作论证，说明这些词句的意义和关系。
针对已有的一些权威解释，如清代的张惠言和朱彝尊，以及袁枚、纪昀（ 即影视中大加渲染的纪晓岚 ），周汝昌指出其错误的理解阐释，而且“由于这班人的误解、歪曲及其影响所被，加上对‘绮靡’一词的更大的错会，再看到六朝时代南方民歌小诗中的许多情歌和士大夫的‘艳体’，于是就有人指责陆机，说他是纯艺术论的、唯美主义的、形式主义的倡导者，似乎要他负全部诗歌史上的坏影响的重大责任”。
那么，陆机所谓“缘情绮靡”到底是什么意思？
周汝昌深入文本，考证词义的演变，并参阅征引朱自清《 诗言志辨 》等前人论说，条分缕析，首先阐明“绮靡”并不是字面上形式美、颓废美的意思，而是“精妙之言”（《 文选 》注者唐代李善语 ），是说诗比其他文体要精妙得多——细密精致，蕴蓄微妙得多。
进一步得出结论认为陆机说“诗缘情而绮靡”，是与“赋体物而浏亮”并举的，他的用意不仅是说明诗和赋这两种文体的不同，也兼有“情”和“物”的联系，陆机并不是以“体物”来专指“形似”的“描写”，也不能说他有重“情”而轻“物”的倾向。陆机文论的意义，是从他那儿开始，才有明确意识将“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起来。
事情已经很清楚：“体物”的赋，侧重直陈铺叙，所表达的意思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文气、语调，都比较显豁晓畅，读起来、理会起来，都比较朗爽通达，甚至淋漓痛快，因此就是“浏亮”。相对的“缘情”的诗，侧重沉吟涵咏，所表达的情致，都比较细致深隐，而与此相适应的，自然就是低徊往复，沉郁蕴藉的语式声调（这自然都是指当时的古典抒情诗而言），读起来，理会起来，也比较需要优游潜浸、循回体味，因此，这就是“绮靡”了。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2）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错会误解呢？这是由于陆机的《 文赋 》，本来是一篇广义的文论，并不是一篇狭义的诗论；而陆机作为一位作家，却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一个散文家；再加上他的“缘情绮靡”提法特别鲜明新颖，是一种创造性的“自铸伟词”，首先引人注意，这就容易使读者发生一种错觉，以为他是重诗而轻文，重“缘情”而轻“体物”。而其实并非如此。
至于陆氏的“缘情说”被特别强调起来，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当然也是事实，不过那实际上是较晚的事情，另有其客观背景与条件了。
周汝昌在论文的最后归结到讨论“缘情绮靡”说在整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化史中的意义：
从这里说起，值得我们思索、探讨的东西就太多了。
例如，“绮靡”和“浏亮”两种不同的风格，就关涉到我国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唐诗和宋诗的区别消长的问题，宋词婉约派和豪放派的异同的问题，文学上的秀美和壮丽两种美的问题，作家的高明和沉潜的性格的问题，创作手法上的比兴和题咏的分合的问题，等等，恐怕认真研究起来，就都须从陆机的提法里面去参互印证一下，那研究才能更为全面。
例如，自从“赋者，古诗之流也”从附庸蔚为大国以后的发展、兴衰问题，我们这个诗的国度里独独缺乏史诗、叙事诗而抒情诗成为诗、词、散曲的实际本质的特殊现象的问题，若讨论起来，恐怕也不能离开陆机的“缘情绮靡”说的头绪。
这又是周汝昌治学一贯风格的体现：从具体的微观的问题进入，目光却延伸到了更为高屋建瓴的宏观的文化视野，引发出更多的研究课题。正像对《 红楼梦 》的研究从具体的文本和作家考证而提升到“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一样。当然对《 文赋 》的研究还仅仅是“提端引绪”，许多论题有待进一步展开，后来的人如果善于学习，接着这个话题拓展深入，继续作下去，是大有可为的。
对《 文心雕龙 》，周汝昌则更为热爱推崇。《 文心雕龙 》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空前绝后的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著作，它的作者是南朝梁代的刘勰，后来出家为僧，法名慧地，因此顾随曾以“慧地论文”赞誉《〈 红楼梦 〉新证 》。周汝昌撰有《〈 文心雕龙·原道 〉篇的几个问题 》和《〈 文心雕龙·隐秀 〉篇旧疑新议 》两篇论文，分别刊于《 河北大学学报 》1982年第1期和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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