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汝昌自己曾说，对于《 文心雕龙 》，曾经投入很多心力阅读研究，也颇有心得收获，而写出来的有限，除了两篇论文外，许多札记和《 文心雕龙 》五十篇的“关系”图表则因“文革”浩劫而无可寻觅。不过这两篇论文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涉及《 文心雕龙 》研究中的两个大问题。第一篇讨论的是刘勰著此书的主旨，是不是主张文章的极致（ 即文章的最高境界 ）就是“归于自然”而轻视人为的文采；第二篇则力辨《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篇不是伪作——翻了从清代的纪昀开始即成定论的一桩“龙学”公案。
一种习以为常的观点认为，刘勰主张“文贵自然”，人为的文采则是较低级的境界。周汝昌通过细致深入的考辨，证明这种说法实在是断章取义，是把书中《 原道 》一篇中的“自然之道也”一句话从全书的大整体中割离孤立起来，再引申出一种解释，实属似是而非。周汝昌论证说，刘勰的原意是说：无心之物如草木云霞，尚且有文采表现，人为万物之灵、“天地之心”，岂能反而独无文采呢？因此人有文采，正像草木开花、云霞布彩一样，都是自然而然的道理。刘勰本来就是在为人有文采寻求理论根据，怎么能误解为是主张“自然”不要文采才是高境界呢？再看其第四十四篇《 总术 》，带有总结性，正是讲作文章的规矩、法度、构思、谋篇、炼字……各种作文章的层次、技法，并且从反面指摘瑕疵病害，还论述修养、涵育等等，这怎么能说刘勰主张作文是以“自然”为宗旨而不要人为的文采呢？其实只要看看书名“雕龙”，也十分清楚，正比喻“人工”可夺“天巧”。通常所谓文如“天成”、“行云流水”，那实际上是指功力纯熟深厚所达到的境界，那不过是貌似“自然”，无非是大匠之能泯其“斧凿痕”而已。
《 文心雕龙 》中的《 隐秀 》一篇，从元代以来，残缺不全，到明朝天启年间，钱允治（ 功甫 ）从阮华山所藏的宋本补得四百余字，乃成全篇。清代的纪昀为《 文心雕龙 》作批时，首次提出疑问。后来的专家士子，就都认定这后出的四百余字是明人伪造。后来著名学者黄侃又提出，宋代张戒的《 岁寒堂诗话 》中引《 文心雕龙 》，有“情在言外曰隐，状溢目前曰秀”两句，而这十二个字却不见于钱允治从阮华山藏本中所补的四百余字中，因此断言宋时另有原本，传本是明人伪造又得到一个力证。这样，新的注本如范文澜的《〈 文心雕龙 〉注 》等，都把那四百余字删去，恢复了残缺时的原貌。
周汝昌在论文中说：“黄氏此说，虽然大家靡然从风，众口一词，其实却是无多大价值的。”他经过详实的论证，说明张戒诗话中提到《 文心雕龙 》的“文例”，是以己意“撮述”而非原文引录，是一种概述性的说法，所以并不能以张戒的那两句话来判定传本的真伪。周汝昌的论证是很有说服力的，“龙学”的集大成式著作——詹瑛的《〈 文心雕龙 〉义证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 ）中就大量征引了周文所论，表示完全赞同周汝昌的意见，并且附印了增补的《 隐秀 》下半篇之刻板书影两张，从字的刻法和避宋真宗的讳这些特点，证明“可见抄补《 隐秀 》篇时，就照着宋刻的原样模写，而梅子庾补刻这两板时，也照着宋本的原样补刻”。
周汝昌的这篇论文又曾被收入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名家论学 》。这部书是香港中文大学郑子瑜教授主编的，征稿信由周策纵转周汝昌，当时周汝昌正在美国讲学，那天正好在周策纵家做客。周汝昌把这篇旧文提交，并附加了几大段的“后记”，其中说：
这篇论文并不算太长（将及万字），而其内容，实已涉及到了研讨学问的不少问题，说起来都是令人感触多端、深思而长叹的事。比如，在我国文化史上，越是重要的受人注意的名篇杰构，越是蒙受着许许多多的烟埃迷雾，特别是有一些颠倒是非、淆乱耳目的见解和说法，却往往来自“权威”“名家”。每当有这样情况时，其影响之巨大，贻误之深广，实难计量。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
八十年代：走向辉煌“慧地论文”与“兰亭遗韵”（3）
《文心雕龙》是我最喜爱、最佩服的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巨著。能用骈文表达这么丰富的内容，真是一种奇迹。……今将商略《隐秀》的这一篇，重加核订，以存孤学微尚之一斑，因为它的内涵更是极关重要：在中国文学理论史上，刘彦和（刘勰字彦和——引者）第一个提出了“情韵不匮”这一美学标准；而他又指出了“隐”和“秀”的两大美学概念，抉示了吾华文学艺术审美观念中的极其鲜明而超妙的特点特色。这实际上就是后来“神韵说”的源头。此义甚长，岂能置而弗论？
了解周汝昌对《 文赋 》和《 文心雕龙 》的研究成绩，也可以有助于理解他的红学研究。长期以来，都说周汝昌是红学中“考证派”的代表，而忽视了他的文艺理论素养也是很深的，因此引发许多曲解误解。这正好可以用周汝昌的话来评判：“这实质上都要涉及到学与识的问题，治学论事的精神与方法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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