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凌叔华得一女，名小滢。
1940年岁末，由国民党元老、表舅吴稚晖推荐，陈西滢蝉联二、三、四届国民党参政会参政员。
1944年陈西滢只身赴伦敦，受命主持中英文化协会，后又被国民党政府派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任常驻代表。
凌叔华与女儿小滢后往。
当时陈西滢的办公室设在中国驻法大使馆原址，乔治五世大街11号。
法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后，法当局令陈西滢迁出。
陈拒迁。
当局遣警察强制执行，情急之下，陈血压陡升，心脏病发作，昏死过去。
后被成功抢救。
出院后，陈西滢身心交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辞呈。
获准后回伦敦休生养息。
第28节：闲话西滢(3)
1969年中风，手脚不灵便，健康状况如江河日下。
1970年3月29日告别人世。
陈西滢是个人物。
对他的逝世，英国《泰晤士报》还发了悼词，称：“陈西滢的逝世，使我们在英国，丧失了一种与现代中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段时期仅存的联系。”（《泰晤士报》1970年4月14日）凌叔华本想葬陈西滢于台湾阳明山，与他的老友胡适、傅斯年、罗家伦做伴。
讵料，阳明山公墓拥挤不堪，要“按号分配”，进入无门。
凌叔华不得不将陈的骨灰存放在伦敦一家殡仪馆20年。
1986年凌叔华第二次患了不治之症，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和骨骼里。
她既不肯住英国医院，也不肯住女儿家。
小滢夫妇无奈，通过好多关系把她送进北京石景山医院，在那儿度过她生命的最后岁月。
小滢夫妇和外孙秦思源抬着她逛了北海公园和当年的史家胡同旧宅。
1990年5月22日，凌叔华在北京逝世。
中国外交部、对外友协、英驻华使馆、中国作协等单位以及邓颖超、冰心和巴金等送了花圈。
当年，陈小滢将父母合葬于无锡惠山脚下祖父生前置下的陈氏墓园，并重新修葺了一番。
陈西滢毕生著述不丰，除《西滢闲话》外，译过《梅立克短篇小说集》和《少年维特之创造》（由德文译，于郭沫若之前）。
有人说他“眼界太高，写作态度变得十分矜重”，惜墨如金，有述而不作的绅士风度；也有人说他才思不敏或太忠于本职，无暇撰述。
陈西滢自己说过：“我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锈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来。”以致苏雪林大发感慨：“让他那柄犀象、断蛟龙，寒光射目的宝刀，永远锈在鞘子里，我觉得太可惜了啊！”对《西滢闲话》，老友浦薛凤说：“思想精卓”、“不拾牙慧，不取皮毛”、“凡新立论均一本唯美唯真唯善之宗旨，发挥其不新不旧而亦新亦旧，不偏不倚而亦中亦庸之道理。”梁实秋说“陈西滢先生的文章晶莹剔透，清可鉴底，而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志从容和趣味。”徐志摩说“陈的文章很像19世纪法国文坛巨匠法朗士”，说他学法朗士“有根”。温源宁说陈的评论文章和讽刺，令人想起“晴朗而寒冷的一天，一只小猫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戏耍着一只老鼠的情景”。有趣又冷酷，真形象生动。
唯“一根筋”的苏雪林在悼文中直言：“以今日标准来衡量，有些文章也不见如何出色呢（恕我对死者的不敬）……（时事文章，笔者）当时竞相传诵，时过境迁，便索然寡味。”对陈西滢的为人，不说对立面的评论，即令他那圈子里的人也稍稍有别：“通伯兄从容不迫，潇洒风流，对别人则和蔼可亲，胸无城府，对事则严正不苟，负责认真。”（浦薛凤）“他那脸上有点凶相”，“（人们）只能是对于他那双眼睛的记忆：清澈、漂亮、缺乏善意。”“有话说时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讲，没有话说时他宁可保持沉默。
不轻发言，言必有中。”（梁实秋）又倒是苏雪林能“一分为二”，说他是“外冷内热”。说陈氏口才不好，期期艾艾半天才挣出一句，但说俏皮话、讽刺有名，幽默，好开玩笑。
某年夏，他见袁昌英着一身白衣履，上下一打量，说，“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袁昌英有时奖励学生太滥，赞一位自命为诗人的学生的一首长诗：“这首诗写得这么缠绵婉转，嫦娥读了恐怕也会思凡下界，何况人间女郎？”陈氏不以为然：“我想你劝劝你那位高足，且莫把这首诗发表，替我们留下这个清辉万古的月儿罢！”袁昌英不解，陈西滢说“（怕）后羿先生一怒之下，又要来弯弓射月哩。”苏雪林称他是嘲谑、讽刺的“爱伦尼”（irony）。
连凌叔华也说：“陈先生是不太夸奖别人的，但却善于批评，你要想他说句好听的话，比打他一顿还糟糕。”使得凌叔华也不敢让他做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怕他泼冷水。
第29节：闲话西滢(4)
其女陈小滢亲口告诉笔者：“父亲也认识到他的性子太直，有话就说，有时得罪了人，自己还不知道。
但他对人没有坏心。”又说，她最欣赏父亲那篇名为《利害》的杂文，尤其是“中国人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简直可称为父亲的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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